我国自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秦王赢政（赵政）称皇帝开始至公元965年北宋乾德三年，前后约1200年，我国零售业是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又过了1000余年，零售业再次开启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里程。两个千年，零售业的体量、能级以及繁华程度自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政府是推动零售变革的原动力。但在两个千年之后，尤其是世纪之交以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在其后，政府推动的成效就明显不如以往，需求、技术与行业的创新力对零售的影响越来越强大。

　　我国零售业在上下两千余年的发展中，突现了两个特点：

　　1、起源特别早。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是行商还是坐商的起源都更早。据《美国文献百科全书》（美国格罗利亚公司1986年版）和《美国连锁店百年史》称，早在公元前200年，中国商人就创立了拥有包括许多分店的店铺，实际上这是连锁商店的萌芽。但一般认为，我国从商朝开始就有了商人和商业活动，主要是行商；自秦汉以来就有了在固定场所从事商业活动的坐商。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所塑造的形象，是西方国家早期的“小商人”形象，直到16世纪才开始进入坐商兴盛繁荣v时期。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在西方的出现也比较晚。据《圣日耳曼传》记载，公元8世纪时的高卢，有商人赶着驴子从奥尔良买盐运到巴黎去销售的情况。

　　2、繁荣源于政府推动。我国零售业的发展长期受制于“坊市制”与“宵禁制”。自秦汉以来，交易场所主要由官方划定区域，筑有围墙，定时击鼓开闭，这是市坊分离的制度。我国在北宋前历代都有“宵禁制度”，严禁在市场关闭后从事商业活动。到唐朝中后期，虽然坊市制渐渐被冲破，出现了小手工业者在作坊前设店售货，商人摆小摊或开饮食店等商业活动，从而出现了市坊合一型的商人。到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市与坊已完全融为一体，形成了早、中、夕、夜“四市”。

　　《清明上河图》表明，我国北宋时期，商业已进入店铺形式，坐商已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这一繁荣景象的出现，得益于开明的北宋政令。据《宋令要稿》记载：“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并且拆围墙，销门禁，工匠作坊、货肆（店）、摊贩可自由选择营业地点。于是，城廓内外的繁荣商业区逐渐形成，宋朝的夜市盛况空前，史上有突出记载。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此后经历了1022年，直到1987年，素有“不夜城”之称的“大上海”居然还在讨论“如何办好夜市”。那一年也是在四月，《上海商业经济》杂志出版了“夜市专辑”，有一篇题为《办好夜市适应需要》的专稿，作者是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叶公琦先生。他写道：“办好市中心夜市，是今年市政府要办好的十五件实事中的一个内容，经过多方面的积极努力，南京路、淮海路、金陵路、西藏中路、四川北路这五条商业街上已经初步兴起了夜市。”

　　又过了7年，上海市对发展超市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从而推动了上海连锁事业其后20年的大发展。这是一个转型时期，新生事物成长困难重重。原上海市商委主任张广生先生在其所著的《海商》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况的：“上海在超市、便利店发展初期，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些企业自己克服了，大多数问题是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没有遇到过的，必须由政府主管部门出面帮助协调，争取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支持、帮助，才能得以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连锁商业最初的发展，成为一个便民、利民、为民的实事工程，在资金、税收、房租等方面实施政策扶持，这是一场政府推动下的成功的流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