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巨头们变得不安。1889 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即将成为当时的世界首富，其身价相当于今天的 40 亿美元。他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阶级矛盾的担忧：社会阶层之间变得泾渭分明，他们在「互相无视」和「互相不信任」的状态下生活着。标准石油公司的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rfeller）是美国第一位身价上 10 亿美元的富翁，身为基督徒的他认识到了回馈社会的责任。「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所带来的新鲜感很快就会消退。」他在 1909 年写道，「因为人们最想要的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为了提高民众的识字率，卡内基后来建造了将近 3000 座公共图书馆。洛克菲勒则创办了芝加哥大学。根据美国慈善学研究著作《基金会》的作者乔尔·弗雷施曼（Joel Fleishman）的说法，这两位企业家都致力于「从源头改变产生这些社会症结的系统。」

冷战期间，美苏末日决战成为了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哈里·杜鲁门创立的美国联邦民防局发布了清晰易懂的说明文件，教导民众如何在核打击中生存下来 ，里面的内容包括「跳进最近的壕沟或排水沟里」和「永远不要失去理智」。1958 年，艾森豪威尔的希腊岛计划（Project Greek Island）破土动工，这是在西弗吉尼亚的群山之中建造的秘密避难所，里面可容纳所有国会成员。这座避难所隐藏在白硫磺泉镇的绿蔷薇度假村下方，30 多年来，这里一直为参众两院保留着备用的议厅。（国会现在也计划在隐秘的地方建造避难所。）当时美国政府还打算分别从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转移走葛底斯堡演说讲稿和独立宣言。

但在 1961 年，约翰·肯尼迪在一次电视演说中鼓励「每个公民」都参与建到辐射避难所的建设，他说「我知道你们不想做得更少。」1976 年，当时的美国人非常担忧通货膨胀和阿拉伯石油禁运问题，为了迎合人们的这种恐惧心理，极右出版商库尔特·萨克逊（Kurt Saxon）发行了一份名为《生存者》（The Survivor）的时事通讯，里面介绍的是那些早已被遗忘的生存技能，它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萨克逊声称「生存主义者」（survivalist）这个词是他首先提出的。）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经济衰退和自我保护的书籍，例如 1979 年的畅销书《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坏年代变得富有》（How to Prosper During the Coming Bad Years），书中建议人们将金子以南非克鲁格金币的形式保存起来。这股「末日狂潮」在罗纳德·里根执政的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学家理查德·米切尔（Richard G. Mitchell, Jr.）是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荣誉教授，他曾经花了 12 年的时间来研究生存主义，他说「在里根时期，我第一次从最高层政府官员那里听说——我现在已经 74 岁了——政府已经抛弃了我们，用集体制度来解决问题和理解社会的方式已经不管用。人们说，『好吧，制度确实是有瑕疵。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小布什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的不当处理让这项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前《时代》周刊记者尼尔·施特劳斯（Neil Strauss）是《紧急时刻》（Emergency）的作者，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转变为末日准备者的历程。他告诉我，「我们看到了新奥尔良的情况，政府明知灾难要发生，却无力拯救自己的公民。」施特劳斯在卡特里娜灾害发生的一年后开始对生存主义产生兴趣，当时有一位正在上飞行课和准备逃难计划的科技企业家向他介绍了一群「亿万富翁末日准备者」。施特劳斯取得了圣基茨岛的国籍，把自己的资产兑换成外币，并训练自己「在只有一把刀和一身衣服」的情况下生存。

近年来，每当朝鲜开始核试验时，霍尔的生存者公寓项目都会迎来一波咨询购买的高峰。但他指出了更深层的需求来源。「这个国家 70% 的人都不喜欢当前社会的走向。」他说。晚饭过后，他和门诺斯基带我到周围转了一圈。这座建筑的外形是一个高大的圆柱体，长得很像一根玉米芯，其中一些楼层被专门用作私人公寓，另一些则提供公共便利设施：有一个 75 英尺长的游泳池、攀岩墙、人造草皮做的宠物公园、一间陈列着苹果 Mac 台式电脑的教室、健身房、电影院，还有一间图书馆。这里会给人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而且不会让人感到局促。我们参观了一间军械库，里边装满了枪支和弹药，用于抵御外部人员的袭击。然后我们还来到了一间只有四面墙的卫生间。「我们可以把人们锁起来，给他们一些成人休息时间。」他说。总的来说，这里的规则由公寓委员会制定，也可通过成员投票修改。在危机时刻，也就是「事关生死的情况」下，霍尔说，每个成年人将被要求每天至少工作四个小时，并且未经许可不得离开。「我们有出入门禁，由委员会管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