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主义变得流行的一个迹象就是开始有人站出来反对它。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是 PayPal 和借贷创业公司 Affirm 的创始人，他告诉我，「这是我为数不多不喜欢硅谷的地方之一——感觉我们是掌控一切的大人物，我们即使犯了错，最终也能幸免于难。」

对于列夫琴来说，为末日生存做准备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他总是会在聚会上打断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我通常会这样问他们，『你说你担心流浪汉的生活水平，那么你给你家附近的流浪汉收容所捐过多少钱？』我认为这种状况主要还是跟收入差距有关。所有其他形式的恐惧都是人为造成的。」在他看来，人们现在应当把金钱投入到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之上。「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如果经济发生衰退，很多人都会陷入困境。这时我们该怎么办？」

在美国的另一端，类似的尴尬对话也在一些金融圈子里展开。罗伯特·杜格（Robert H. Dugger）曾经做过金融行业的说客，后来在 1993 年成为了全球对冲基金都铎投资公司（Tudor Investment Corporation）的合伙人。他最近告诉我，「金融圈子里的人都认识一些担心美国会朝着俄国革命方向发展的人。」

杜格表示，他注意到人们会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对抗这种恐惧。「大家知道唯一的真正答案就是解决问题。」他说，「这也是大多数人捐款做善事的原因。」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投资各种各样的逃难方案。杜格回忆起自己曾经参加过的一场晚宴，当时正值「9·11」袭击和互联网泡沫破裂过后：「一群百万富翁和几个亿万富翁在一起想象美国末日时的场景，讨论他们到那时会怎么做。大多数人会选择开飞机带着家人逃到西部的牧场或位于其他国家的住宅。」杜格说有一位宾客对此表示质疑。「他倾身问道，『你们要带上飞行员的家人吗？还有那些负责飞机维护的人呢？如果闹革命的人要闯进家门了，你们要带走多少跟你们有关系的人？』在他的不断质疑过后，最后大家都承认自己最后逃不掉。」

精英们的焦虑不会被政治阵营左右。即便是那些支持特朗普当选总统，指望他推行减税和放宽监管的金融家，他们现在也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之中，因为特朗普那些离经叛道的做法似乎会引起人们对现有建制的藐视。杜格表示，「媒体正在饱受其害。他们担心法院系统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我们会不会从『假新闻』走向『假证据』？对于那些生计依赖契约精神的人来说，这就是生与死的问题。」

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A. Johnson）从同辈对逃难的谈论中看到了更深层的危机。59 岁的约翰逊拥有一头凌乱的银发，说话轻声细语的他总能给人一种和蔼而从容的感觉。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电气工程和经济学学位，后来又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美国国会任职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进入金融业，成为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的董事总经理。在 2009 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过后，他被任命为智库机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的负责人。

不久之前，为了拜访约翰逊，我来到了他位于公园大道南（Park Avenue South）的办公室。他当时形容自己是一个意外了解到城市压力的学生。他在底特律郊区的格罗斯波因特帕克（Grosse Pointe Park）长大，父亲是位医生。他亲眼目睹过底特律在他父辈那一代衰落。「如今我在纽约看到的就像昨日重现一般。」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以前就住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 Belle Haven。路易斯·贝肯（Louis Bacon）、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和雷·达里奥（Ray Dalio）这些人（均为对冲基金经理）都是离我 50 码不到的邻居。我在工作上跟不少人交流过，越来越多人在说，『你必须要有一驾私人飞机，而且你要连飞行员的家人都照顾好。他们也得上飞机。』」

2015 年 1 月，约翰逊感受到了危险的信号：由严重收入不均引起的矛盾日益凸显，以至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一群人都开始采取一些保护自己的措施。在瑞士举办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约翰逊对观众说道，「我认识一些世界各地的对冲基金经理，他们正在新西兰这样的地方购买飞机跑道和农场，因为他们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约翰逊希望富人们可以在金钱上肩负更大的社会责任——在面对政策变化时，比如更高额的遗产税，他们应该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25 位对冲基金经理赚的钱比全美国幼儿园老师加起来的还要多。」他说，「作为这 25 人中的一员其实也不好受，我认为他们变得更加紧张和敏感了。」贫富差距正在加剧。去年 12 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了一份新的分析报告，作者为经济学家 Thomas Piketty、Emmanuel Saez 和 Gabriel Zucman。他们发现，有一半的美国成年人「从 1970 年代起便与经济增长完全无关」。大约有 1 .17 亿人平均挣的钱和他们在 1980 年挣的没有差别，而最富有的 1% 的收入则翻了将近 3 倍。这个差距相当于美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均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