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带领我穿过车库，走下斜坡，然后进入了一间休息室，里面有一个石造壁炉，旁边还设有用餐区和厨房。房间内摆放的台球桌、不锈钢家具、真皮沙发，给人一种置身于滑雪公寓的感觉，只是这里没有窗户。为了最大化利用空间，霍尔参考了游轮的设计。与我们同行的还有马克·门诺斯基（Mark Menosky），他是这里的日常运维工程师。在准备晚餐时——有牛排、烤土豆和沙拉——霍尔说这个项目最难的地方是维持地下的生活。他研究过如何避免产生抑郁（增加更多灯光）、预防形成派系（轮流做家务），以及如何模拟正常的地面生活。公寓的墙壁上装安装了多个 LED「窗户」，它们会实时播放发射井上方的草原视频。业主也可以选择播放松树林或其他景色的视频。一位来自纽约的意向住户想要看到纽约中央公园的视频。「一年四季，从白天到黑夜的景象。」门诺斯基说，「她还想听到那里的声音，比如出租车的鸣笛声。」

部分生存主义者指责霍尔这样做是在给富人建造一座专属的避难所，并扬言要在灾难发生时夺取这座堡垒。我在晚餐时向霍尔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挥手表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你们可以随意朝这里开火。」他说这里的守卫在必要时会开枪回击，「我们还有专门的狙击位。」

不久前，我跟泰勒·艾伦（Tyler Allen）通过电话，他是佛罗里达玛丽湖的一位地产开发商，他跟我说他花了 300 万美元在霍尔那里买了一间公寓。艾伦说他担心美国未来会面临一种「社会冲突」，政府会想方设法欺瞒民众。他怀疑埃博拉病毒就是为了荼毒民众而被故意引入国内的。我问他的朋友在听到这些想法时通常会有什么反映，他说，「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一笑置之，但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了。」他继续说道，「不过我的担忧可是千真万确的。十年前，要是有人说我们国内会发生社会动荡、文化分裂、种族迫害和仇恨煽动，那他肯定会被其他人认为是个疯子，但这些事情都确实发生了。」我问他在灾难发生时他要怎么从佛罗里达逃到堪萨斯。「如果一枚脏弹在迈阿密爆炸，大家都会躲进屋子里或聚集在酒吧内，一直盯着电视上的新闻。但其实你有 48 个小时来逃离这片鬼地方。」

艾伦告诉我，他认为这种未雨绸缪的做法遭到了不公正的指责。「总统去戴维营避难不会被人说是阴谋论」他说，「但如果你有办法在灾难发生时保护自己的家人，他们就会说你是阴谋论」。

为什么我们的反乌托邦情绪偏偏会在这个时候爆发？世界末日无论是作为预言、文学流派，还是商业机会都一直很有市场。它的影响力会随着我们的焦虑变得愈发强大。最早的清教徒移民来到美国这片广袤的原野大地时，他们眼里看到的除了天堂，还有末日的景象。1780 年 5 月，一片突如其来的黑暗笼罩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天空，农民们把这看成是一场预示基督回归的灾难。（事实上，这片黑暗是由安大略省的大面积野外火灾造成的。）劳伦斯（D. H. Lawrence） 生动清晰地描绘了美国人的恐惧。「毁灭！毁灭！毁灭！」他在 1923 年写道，「美国深邃黑暗森林之中似乎有什么在低语着」。

历史上，我们对世界末日的沉醉总是发生在政局不稳和技术飞跃的时期。「19 世纪后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小说，而每一本乌托邦小说都会有一本对应的反乌托邦小说。」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告诉我。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 1888 年出版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中描绘了一个在 2000 年出现的社会主义天堂，这本书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以至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多家「贝拉米俱乐部」。与之相对的是，杰克·伦敦（Jack London）在 1908 年出版的《铁蹄》（The Iron Heel）中，构想了一个在法西斯寡头统治下的美国，在那里，「0.9% 的人」掌握着「全国 70% 的财富」。

那时的美国人既惊叹于技术的发展——在 1893 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上，电灯的各种新应用让参观者们目瞪口呆——又在抗议工资过低、工作环境恶劣和企业贪婪的问题。「这跟今天的情况很相似」怀特说，「感觉当时的政治体系已经失去了控制，没法再处理社会的问题。那时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工人阶级奋起反抗，人们的平均寿命变短，让人觉得美国的发展已经到头了，整个国家将要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