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在中关村派送的时候有次不慎丢了一件价值两千元的包裹，是当时李超军一个多月的工资，他一下子懵了。后来的两年时间里，他路过那个大楼就发怵。

　　正当李超军盘算怎么节衣缩食过一个月的时候，当时站点的同事们每个人掏了五十，凑份子似的把赔款给他凑上了。下个月一发工资，李超军请大家好好吃了一顿，还唱了KTV。

　　现在，李超军所在的站点负责人是他的徒弟，比他晚进公司几年的同事有的都做到了负责几个城市物流配送的高级经理，李超军却依旧执意做一线配送：“几年前就和我谈过，让我坐办公室，我试了一天，第二天就浑身难受，憋得慌，老想往外跑。干不了，我就是闲不住，出去跑我心里踏实。”

　　2011年，京东在鸟巢办了一个“五年老员工”聚会，参加聚会的有80多个人，每人发了一部手机。当时刘强东用喝白酒的那种透明高脚盅儿挨桌儿敬酒，敬到李超军这桌时，李超军拿起一次性纸杯，“我和刘总说，小杯没意思，咱拿大杯喝，刘总说我要是能说出个理由他就喝，你猜我说啥？”李超军眼里透出一丝狡黠，“我说，这是我代表所有一线配送员工敬您的一杯酒！刘总说这酒我必须得喝，就和我喝了一大杯。我以为就完事儿了，结果刘总敬了一圈，又让人来叫我，跟我单独喝了一杯。”

　　马卫军装车的习惯则是喜欢比同事们晚半个小时：“得先在脑子里想好一会派件的路线，然后按区域顺序和门牌顺序摆件，尤其是大件绝对不能摆错，放错了位置其他货拿不出来特别耽误时间。”

　　这个习惯的养成来自于他配送区域的特点，来到京东两年半的时间里，海运仓站下辖的这片“胡同儿区”一直是马卫军的配送范围：北边的簋街是繁华的餐饮市场，南面的东四十条胡同是相对静谧的居民区，除了住户又分布着写字楼、学校和商铺，片儿区大而杂、客户类型多而广，是马卫军工作的一大难点。漏送一件走个回头路来回耽误的时间都不止30分钟。

　　18岁时马卫军就只身来到北京，他几乎尝试过所有“北漂”的入门级职业，送过矿泉水、摆过水果摊、给库房配过货、也当过保安队长。但初来乍到东直门，东拐西弯的胡同儿还是愁坏了这个西北小伙子，“你进得去，出不来。要不就是进去了，转好几圈也找不到门牌号。”巴掌儿大的门牌上印着指甲盖儿大小的胡同儿名，一不留神就容易看错地址。门牌号倒是有拳头大小，但不了解北京胡同的人很容易被绕得晕头转向，“有的进去是一家一户，有的一进去好几个门牌号，根本闹不清楚哪家住在哪个门里。”

　　马卫军就这样边问边找，在一次次的“回头路”中摸清了胡同儿里路线的门道儿，也在一次次的探路中觅得了胡同儿中的“生存之道”——见到年纪大的老人就叫“爷爷”、“奶奶”，碰到年纪稍长自己的就唤“哥”、“姐”，两年多时间下来，十几条胡同里几乎没人不认识这个嘴甜的小伙子。“我平时特别注意处好跟阿姨的关系，不信你就看看，这胡同儿里要是有一个阿姨说你不好，过不了两天整条胡同的阿姨都得说你不好，那工作还怎么做？”

　　想好了路线的马卫军像个魔术师，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地上100多件杂乱的包裹整齐地码进了车里，满满当当的车箱挤不进一缕空气。如今马卫军哼着歌、骑着快递车穿梭在胡同中，少了几分身为“异乡人”的孤独感，反倒在一条条胡同中骑出了感情，“骑着骑着就像回了家，这里的房子，这里的人，亲切又熟悉”。

　　对于一天最多工作17个小时的马卫军来说，早餐一般吃得多，午餐可能要下午三点才吃，每天晚上结束“夜送”10点半回到罗车胡同13平米的家里，妻子都会给他做好一碗热汤面。

　　“他的工作基本不能按时吃饭，老不吃饭胃坏了，外面的饭吃了不舒服，每天晚上都愿意回家吃一口面。”马卫军的老婆心疼地看着他，“经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突然就起来了，说腿抽筋了，我就赶紧给他揉揉。”

　　如今，留在老家的8岁的孩子是马卫军最大的牵挂，“上次见到他，我感觉都快不认识了，跟不上他的思想，他说的话我都得思考半天想知道怎么回复他。变化太大了。”

　　与城里的李超军、马卫军们每天在北京城区的穿梭往来不同，在北京怀柔郊区的张书华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走了超过21万公里的配送路程。作为“带车入职”的快递员，北京怀柔雁栖站站长更习惯叫他“带车司机”。普通的三轮车送货覆盖半径是5公里，张书华则要开着他的长安微面从配货站所在的新峰村出发，沿着111国道一路向北，第一站就是60公里开外的长哨营满族乡，最北能到将近100公里的北京与河北交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