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件的侦破，运用到Y－STR（Short Tandem Repeat）染色体检测，那是一种针对男性家族遗传基因的技术。男性家族单传的Y染色体是一个保守基因，可追溯到无穷，并从源头上准确地表达。目前，在Y染色体上已发现有30个左右的STR标记物。“STR是短串联重复序列，人和人会有差异，但是同一个家族里差异就很小。比如说对其测了5个位置，放到数据库里去比对，就能找到家族成员。”上海解码DNA公司的CEO潘家奎告诉本刊。

　　找到STR就相当于找到姓氏，当犯罪者的样本与家族的参照数据的接近度达到97%以上，就说明血缘越近了。从高承勇的这位远房堂兄为基点，按时间、年龄、地点，筛选圈定出的家族成员仅十几人，高承勇果然就在里面。但是，我国2002年左右才建立了犯罪数据库，样本量小从而无法被大量运用到侦查中。

　　曾经办过邯郸王书金连环奸杀案的老刑警郑成月有过一次十分遗憾的经历。2005年时他为了比对受害者与其母亲的线粒体DNA，将样本提取到北京公安部相关中心做鉴定，因尸骨年代太久而做不出来。“公安部说只有上海和沈阳可以做，但当时局里经费紧张啊，考虑到差旅费就没有去做。”1999年后，在郑成月所处的邯郸广平县公安局开始有了电脑，可以上网录入和查询指纹，但最初的指纹系统在省市间不联网，查询范围被限制。

　　1998年的白银，郝玉新在地毯式地采集指纹，浩瀚的纸堆把他淹没，三四个技术员整天伏案用肉眼比对着。“全市200多警力都联动了，不管刑警、交警、户籍警。”这些人都由郝玉新调配着分组分工，一捆捆资料铺满办公桌。但是，取指纹远没有想象的简单，第一，它不可能穷尽，白银4万个符合划定年龄段的男性，一个个排过去，但现实的人口流动早已造成无数缺口。青城也去了，500个目标人群里，200个没打上，“这200人里有吸毒的，有怕盗窃的，敲门也不会开”。

　　再则，公安条例上从没有赋予为破案而强制性取指纹的权力，不愿来打的是不能强迫的。他也有几次瞄上某个看似符合通缉画像的人，想好了再找，那人却可能打工去了。“我就记住他住在哪儿，深夜里带着技术员去，把门把手上的指纹提回来。”广平县公安局的郑成月则向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比照，在他那儿只有被传唤的才能取指纹，否则是不允许的。

　　2001年，白银案与包头两桩杀人案现场指纹对比成功，并为“甘蒙805系列奸杀案”，成为公安部督办的案件。举国的刑侦专家都陆续前来探讨或参与，这些年来，调查未曾中断。“公安部来的人说，白银还有这种事？”官方统计，2003年，公安部门曾组织“指纹破案会战”专项行动，下载甘肃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捺印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万余次。2004年，入户指纹取样达到10万份。

　　郝玉新曾在脑中无数遍演绎凶手是如何出现和离开的。根据综合证言、现场痕迹、侦查等方方面面，似乎“有时是尾随进门，有时是推门看有没有人，有人就走了……应该是穿深色衣服，可能换了，可能没换，血染了就像墨汁一样看不出来……现场发现他提了袋子，可能放刀具和换下的衣服”。他直觉那应该是一个人群里的“好人”，一个嗜血的猎手、独狼，为了掩盖罪行而应付着做一个孝子、贤夫，总结下来，兼具双重人格和性变态心理。

　　8月26日，高承勇被从白银工业学校拷走的时候，表现得心里很有底。上了警车，警察问：“知道为什么抓你吗？”“知道。”“为什么？”“杀人嘛。”审讯在进行，郝玉新偶尔被上级叫去讨论案情，他在看守所的审讯室外瞥了高一眼，就是那么一个放在人堆里极其普通而端正的“好人”。而这个表面上的常人，这两天的供述暗合了警方之前的一个推论——专家曾经分析，这个人应该对红的东西感兴趣，见血就兴奋，这是性变态的一种特征。

　　尾声

　　高承勇的“反侦查”手法并不高明，他作风大胆，在现场并不忌讳留下自己的痕迹。杀人后坐下来给自己倒杯水，在受害人家里的脸盆里洗血手，把血手印留在门框上等等，都让人联想到那个鲁莽又淡定的猎手，在一个特定的年代不设防的城市里自如地制造着血案、肃杀来去，时间沉闷到仿佛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