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开普勒的灵感来自于毕达哥拉斯的观念和柏拉图对它的利用，这当然是对的。我并不否认，“雅典的”自然哲学与“亚历山大的”数学科学之间有某种关联。然而，开普勒与伽利略同时带来并作为后者补充的革命性转变是在“亚历山大的”数学科学中，而不是在“雅典的”自然哲学中。伽利略对自然哲学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立场来自托勒密，纯粹是讲求实际的或机会主义的（“挑选看起来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像笛卡儿那样试图在某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中使之协调一致。

　　张：对于第三种自然认识模式而言，您认为欧洲所从事的自然认识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欧所特有的一种外向型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但这样一来，一些更深层的观念演变似乎被忽视了。您一定知道，基督教所带来的不仅是实用，比如基督教的创世观对于自然观念的转变和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不仅仅是实验科学的兴起）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张卜天摄于剑桥大学

　　科恩：我当然深知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之间的这种关联。显然，近代科学出现在一种基督教的气氛中，但我仍然不清楚为什么那种气氛对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第三种”自然认识模式的情况下，我才的确看到了一种直接的基督教影响，这种影响在伊斯兰世界确实很难想象。当然，基督教本身远远不只是以实践为导向，只是我没有看到所有其他方面对于近代科学的兴起造成了什么决定性的差异。

　　张：如果说“雅典”和“亚历山大”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自然认识模式，那么难道中国古代就只有一种自然认识模式吗？既然西方传统内部能够细分成三条脉络，那么中国传统内部又如何呢？难道汉代的综合之后真的就铁板一块了吗？魏晋博物学、魏晋玄学、佛学的引入、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百科全书风潮……中国的学术模式其实一直在发生变革，只是站在西方的视角来看，觉得差异不大，但如果我们笼统地看待整个西方，而在中国传统内部细细分辨的话，应该也能区分出很多自然认识形式和多次变革和融合吧？

　　科恩：你关于中国自然认识的历史知道的肯定比我多得多。我仍在翘首企盼某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能够用英语或我可以阅读的其他语言出版一部权威的“中国自然认识概述”。即便如此，我知道你提到的一些发展。不过，我并不认为这完全是视角的问题。你所提到的发展在我看来像是单一主题（“汉代的综合”）的种种变式，而不像希腊的努力所产生的两个主题（“雅典”、“亚历山大”），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增加了一个。是否可以正确地说，久而久之，“汉代的综合”的所有这些发展的基本成分，尤其是道、气、阴阳、五行，又以更加微妙的方式经历了其他更基本的变化？在希腊的情况下，我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智主义推理方式：一种是全面的/思辨性的/解释性的，另一种则是数学的/零碎的/描述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增加了完全不同的第三种，它主要是带有实用倾向的、经验主义的。而在“汉代的综合”以及千百年来对它的利用中，我看到的却是一种带有强烈经验主义色彩的关联式的研究进路。所以我目前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研究进路是一个整体，当然肯定不是没有变化和重要完善，但并没有像希腊的情况那样分裂。

　　最后，感谢你提供这个很好的机会，开奖，使我能够澄清我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想法。我希望中国还有不少人能像你我一样，认为这其中涉及的主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