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近代科学当时如何能够成功地幸存下来？您在《近代科学如何产生》中将其归因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其培养的和解精神以及“培根式意识形态”的兴起是否显得勉强？

　　科恩：也许你不知道，是我最先意识到近代科学的兴起问题实际上是两重问题。不仅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而且是：它如何能够成功地保持下去？因此，我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全新的。在我的新书中，我用很大篇幅讨论了从1645年到1660年近代科学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从17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种源于陌生感和亵渎感的浓重怀疑气氛如何因为你所提到的两大功绩而消散。我自认为我的论点足够可靠，它能被足够多的经验事实支持。当然，细节上的反驳总是欢迎的。

　　张：您在《近代科学如何产生》中提到西方自然认识传统在发生革命性转变之前有三种模式，即“雅典”、“亚历山大”和经验观察，其中雅典模式提出了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第一原理来说明整个世界的性质。亚历山大模式则表现为“抽象的－数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试图解释，而是用数和图形进行证明，与实在的联系不密切。第三种自然认识模式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产生的，它注重精确的观察和实际应用，认为真理不能从理智中导出，而只能到精确的观察中去寻找，目的是实现某些实际的目标。接下来我想结合这三种自然认识模式提两个问题。

　　首先，“雅典”模式和“亚历山大”模式之间是否有共通之处？比如毕达哥拉斯以及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体现的数学自然观如何定位？毕达哥拉斯一方面是数学传统的先驱，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自然哲学也是抽象的和数学的，柏拉图学派的同心球宇宙模型和构成五元素的正立体也是抽象的和数学的。您举出的两位“亚历山大加”的贡献者——开普勒和伽利略，前者是柏拉图主义的狂热信徒，后者直接与亚里士多德相对抗。很难想象能够脱离“雅典”模式来单独讨论“亚历山大”模式的升级。

　　科恩：你提出了非常启发思考的问题。我必须重申我所作的概念区分，它反映了几乎完全不同的思想框架。首先，最好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战国时期的那些思想家也是一样）理解成是在尝试一些只是到后来才得以固定的主题。对中国而言，最终留下了一种广泛的世界观——席文称之为“汉代的综合”。对希腊而言，则发生了双重固定。一方面，某些前苏格拉底概念，比如无限、变化、数等等成为四种迥然不同的世界观的结晶点，这四种世界观都有一种非常严格的概念结构——我为其保留了“自然哲学”这个概念。无论是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的、伊壁鸠鲁的还是斯多亚派的，所有自然哲思的基础都是用第一原理来推理，这种推理方式赋予了这四种世界观以更大的一致性，但与“汉代的综合”相比，也赋予了它们不太灵活的概念构造。此外，对于这种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家而言，没有什么经验现象是中性的，它总是要符合自然哲学的第一原理（这是与“汉代的综合”的另一大差异）。在亚历山大的自然认识模式中，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它同样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某些观念，尤其是数的观念，但方式与雅典的自然哲学学派相当不同。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毕达哥拉斯最先发现的弦的振动所显示出来的数的规律性。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把这些规律性变成了一种全面的自然哲学的基石，而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则仅把它们用于计算，这对于现实世界的结构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