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卜天摄于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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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革命和李约瑟问题

　　科恩教授访谈录

　　张卜天 访谈整理

　　张卜天按 ：H·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是荷兰著名科学史家，专门研究科学革命。他生于1946年，早年在莱顿大学学习历史，1975－1982年任莱顿布尔哈夫博物馆（MuseumBoerhaave）馆长，1982－2001年任特温特大学科学史教授，2006年12月起任乌德勒支大学比较科学史教授。其代表作有：《量化音乐：科学革命第一阶段的音乐科学》（Quantifying Music. The Science of Music at the FirstStage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580－1650，1984）、《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TheScientific Revolution. A Historiographical Inquiry，1994）、《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De herschepping van de wereld. Het ontstaan van de modernenatuurwetenschap verklaard，2007）、《近代科学如何产生：四种文明，一次17世纪的突破》（HowModern Science Came Into the World. Four Civilizations, One 17th CenturyBreakthrough，2010）等等。其中《世界的重新创造》和《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已由我译成中文。2012年8月，值第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荷兰文学基金会与比利时文学基金会代表团访华之际，科恩教授来到北京。我有幸就科学革命、李约瑟问题等话题对科恩教授作了采访。

　　张卜天（以下简称张）：科恩教授，您最早是学社会经济史的，后来为何会转向科学史特别是科学革命研究？在这一转行过程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科恩：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做学生时，我主修社会经济史，但辅修科学史。我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荷兰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已经完全赞成议会民主，但仍然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世界。我想弄清楚该党派当时最大胆的一些思想家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界限的，以及他们采取了什么替代方案。

　　1974年我通过了答辩，并出版了博士论文。此时我意识到，我想回到一个曾经思考过的历史问题。最宽泛地讲，那就是现代世界的起源问题。作为一个欧洲人，我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于（比如1820年以前）我的祖先的世界。这是一个机械化运动的世界、电力的世界、快速通信的世界等等，各种人可以得到各种商品。商品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对极少数精英是充足的，而是对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是充足的。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并不是这样，至少目前还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一直在跨越“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的门槛。现代化正在迅速进行，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更多的人居住在城市而不是农村。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现代化进程最先开始于欧洲？我在指定给我们的教科书中遇到了这个问题，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回答，但没有一种回答能让我满意。原因是，当时（60年代）就这个问题进行写作的历史学家们似乎遗漏了在我看来似乎显而易见的东西，那就是现代科学的兴起对于现代世界的兴起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现代科学，我们的现代世界就会分崩离析，变得完全不可能——没有现代技术就没有现代经济，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现代技术。所以我开始怀疑，如果不能首先解释我们现代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现代科学为什么会在欧洲最先出现，如何可能解决现代世界的兴起这个著名的问题？正是由于现代世界的兴起，我们今天的生活才迥异于（大约）19世纪20年代我们祖先的生活。主要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决定成为一名专业的科学史家，而且主要兴趣集中在现代科学第一次产生的那个时期，即当时和现在所谓的“科学革命”。

张卜天摄于剑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