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科学史家，他因为“李约瑟问题”而举世闻名：“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对此问题最为明晰而详尽的回答集中反映在他《文明的滴定》(The Grand Titration)一书中。

　　《文明的滴定》商务印书馆，2016年9月出版

　　李约瑟著作《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赛先生书店上架，价格优惠，全场免邮，点击文章底部“阅读原文”购买此书。

　　2016年8月19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刘钝、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国盛应邀在上海书展上就李约瑟问题作了一场对谈。刘钝精通中国科技史，吴国盛深研西方科技史，两位学者一中一西，为观众提供了一场丰富的思想盛筵，这里择其精要，以飨读者。

　　1

　　李约瑟与中国的奇妙因缘

　　吴国盛(以下简称吴)：刘钝老师多次见过李约瑟本人，可以说不仅是李约瑟的研究专家，还是他的私人朋友。我们先请刘老师谈一谈他和李约瑟的私人交往。

　　刘钝(以下简称刘)：私交谈不上，我辈分太小。但90年代的时候，我曾在李约瑟研究所长期访问，跟他确实有过近距离的接触。李约瑟不仅对我们中国科技史情有独钟，本人也很有人格魅力，希腊文、拉丁文都懂。九十多岁了还每天上班，当时他身体已经很不好，第二个妻子已经去世，但他每天早上还是由一个研究生推着车到研究所来上班，午后再推回去。由于一个很特殊的机缘，他的管家出了点问题，然后我自告奋勇，去给李约瑟烧饭，伺候他洗澡后就寝，由此机缘，我跟他有比较近的接触。

　　李约瑟

　　李约瑟是生物化学出身，1941年就当了皇家学会的院士，在英国是最高的学术荣誉了。30年代时，大概是因为整个国际环境使然，他接触了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思想左倾。40年代他有机会来中国，这是个苦差事，但他主动申请，几经周折后来了中国，也就是说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在抗日战争持久未决还见不到曙光的时候来了中国。这期间他接触了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到了50年代，李约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任。这时候，关于世界文明的图景在他脑子里逐渐形成，他开始以中国为样板，书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SCC，中国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是一个鸿篇巨制，最后包括了七卷27个分册。《文明的滴定》不包括在这七卷中，是他在SCC之外的早期论文集。

　　吴：大家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是，李约瑟怎么会喜欢中国?他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生物化学家了，怎么会对中国文化突然一下子情有独钟?这个缘起是什么?

　　刘：去剑桥访问过李约瑟研究所的人都知道，当你走进一个很幽静的院子，碎石小道会把你引向一棵菩提树，树下有三个小坑，每个坑上有一块蓝碑。中间是李约瑟的墓碑，一左一右是他的两位夫人。左边是他原配多萝西，是他的同学也是同事，比他大两岁。右边的就是鲁桂珍。

　　鲁桂珍

　　李约瑟的SCC有七大卷27分册，第一卷第一分册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此公何许人也?鲁桂珍的父亲，李约瑟未来的老丈人。1954年时，李约瑟和鲁桂珍还没结婚，他俩还有多萝西经常三个人在一起，非常友好，一起吃饭、一起喝咖啡，甚至一道旅行，大家都习以为常，似乎有一种默契。

　　李约瑟爱上了鲁桂珍，从而喜欢上了中国文化，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好故事。但是单纯这样来解读李约瑟就有一点庸俗化，李约瑟转到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还有更深的背景。

　　菩提树下的三人墓碑

　　李约瑟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里提过，他思想上有过一次皈依。他用的是圣经里的故事，就是说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一道强光出现，保罗从受惊的马上摔了下来。他在那个瞬间产生了顿悟，感觉主在召唤他，他要洗心革面变成另外一个人。李约瑟说，自从剑桥来了三名中国博士生(其中包括鲁桂珍)以后，他觉得人类无复东西都是一样的，中国人一点不比西方人傻，他们在理解知识方面、在操作实验方面跟西方人完全一样，而且文化背景还比西方深远得多。李约瑟用了“皈依”这个词，非常重。

　　2

　　关注“李约瑟问题”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