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国古代有很多东西，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但我们置身其中，对中国的很多东西自己并没有感觉，需要外人去帮我们感觉。比如，“四大发明”这个说法很有名，但我们古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四大发明很重要，相反是一些西方人说它们很重要。李约瑟在塑造“四大发明”这一说法上功劳很大。我想请刘老师谈一下，为什么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一些东西不是由中国人最先发现，而首先由一个外国人系统地加以发掘?

　　刘：李约瑟在《文明的滴定》这本书里对火药和指南针做了比较清晰的叙述。除了火药和指南针以外，他还指出了一系列最早诞生于中国、而且对西方产生影响的发明。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敏感地抓住了问题。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能放眼世界文明演进的历程、站在文化多样性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古代文明，认为印度、中国、西方鼎足而三，应该平起平坐。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看，李约瑟的著作应该予以肯定。

　　吴：《文明的滴定》1969年就在英国出版了，我们今天在中国阅读它有什么意义?

　　刘：李约瑟这个名字很多人知道，但多数人并没有读过他的书，李约瑟的SCC有七卷27分册，按照他当年的规划，最后一卷要对“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现代科学”这个问题给出答案。但最后一卷不是他本人写的，2004年第七卷第二分册出版时他已经去世了。所以你不可能从七大卷SCC中找到答案，而《文明的滴定》包括了李约瑟刚决定将后半生献给中国科学史事业时的一些很根本的想法。他最好的东西、最精华的思想都在这里。关于“李约瑟问题”的重要线索也都在这里。他在这本书中，试图从将近两千年的社会背景来解读中国人对自然知识的理解。这是极重要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想知道他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不需要看那个SCC，你看不过来，也看不明白。

　　第二个意义是，我们当今面临很多的挑战，我有好多朋友开始了学术的转向。讲到环境问题、环保问题、生态问题等等，人们发现可以从东方文明中去寻找智慧，从《管子》、《荀子》、《吕氏春秋》等中国经典里寻找，这是挺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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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比较的视野下看中国为何未能诞生现代科学

　　听众提问：吴老师在西方科技文明史的研究上很有造诣，我想请吴老师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谈一下，为什么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科学的地位逐渐提高，中国却没有?

　　吴：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有一些想法，也不一定对，讲出来供大家讨论讨论。我觉得现代科学诞生有几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希腊的种子或者希腊的基因，没有的话是不可能诞生现代科学的。这个基因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事物背后的永恒不变的本质的追求。我觉得中国古代就缺这个基因。中国人讲变化，而对于事物背后不变化的本质没什么兴趣。

　　拉斐尔油画《雅典学院》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宗教的因素。基督教是一种很特殊的宗教，它容纳了希腊文明的基因，可以说是诞生在希腊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不是我们想得那么敌对。的确，希腊讲科学讲理性，基督教讲天启讲信仰，但是从一开始，从根上起两者就已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最开始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以希腊文明中的一些元素作为背景。此外，基督教在历史上有一次学术复兴，从12世纪到13世纪建立了经院哲学，再一次将希腊文明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基督教整合起来，整合的结果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经院哲学。通过这种方式，直播，将希腊的科学又挪过来了。当然，光靠基督教还不够，现代科学还包含很多别的要素，包括技术革命、基督教内部的矛盾、新大陆的发现、资本主义的萌芽等等。但在核心的部分，我们必须要看到，希腊科学的基因已经通过基督教这个母体，被复兴再复兴。反过来看我们中国，我们根本既没有那个种子，也没那个土壤。

　　经院哲学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