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新语境主义”，我原则上认为它是对历史学家装备的重要丰富，有助于我们对过去的事件做真正的历史理解。确定某种想法或做法如何会出现在某时某地可能很有启发性。但我反对以还原的方式这样做。任何新事物都是局域出现的，如果某个主题能在其起源地之外被接受和加工，那么只考察当时起源地的情况从来也不会穷尽这个主题。任何有价值的想法总是会超越自己的起源，在有利的情况下甚至可能获得普遍价值（就像牛顿的万有引力一样，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阿姆斯特丹都有效）。

　　张：关于科学革命的连续性和间断性，您持“相对非连续”的立场，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种观点？

　　科恩：我现在认为，科学革命的发端由三次不同但却平行的“革命性转变”所组成。开普勒和伽利略用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数学处理取代了希腊人高度抽象的数学科学。贝克曼和笛卡尔用一种新的世界观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由不断运动的物质微粒所构成。培根、吉尔伯特、哈维和范·赫尔蒙特按照达·芬奇、帕拉塞尔苏斯或维萨留斯的方式，把实用目的的精确观察变成了我所谓的“发现事实的实验”（fact-finding experimentation）。这些都是转变——某种业已存在的东西受到影响。历史上没有凭空发生的事。然而，这些事件是革命性的，因为在每一种情况下，某种长期存在的样式内部发生了彻底断裂。即便如此，这三次转变并不具有同样的革命性——与第二次和（特别是）第一次革命性转变相比，第三次革命性转变有更大的连续性。

　　张：您是世界上极少数研究比较科学史的学者之一。您为什么认为比较研究对于目前的科学史如此重要？您认为在对不同文明做比较研究时，最需要避免的陷阱是什么？

　　科恩：在与我的一位荷兰同事交谈时，他曾把比较称为“历史思维的发动机”，对此我完全赞同。我认为如果不把事物的实际过程与可能的过程进行比较，或者与其他地方足够类似的情况下的过程进行比较，那么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可行解释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罕见的。需要避免的一大陷阱是没能深入思考把什么与什么相比较，以及在何种分析层面上进行比较。另一个陷阱是使比较完全由先入之见所主导，尤其是就跨文化比较而言，这种先入之见往往表现为一些未经反思的看法，如一种文明相对于另一种文明具有某种所谓的与生俱来的优势或劣势。至少要做到一定程度的尊重，愿意如实地看待事物本身，而不是按照某种预设的模式设想它们应该表现成什么样子。

张卜天摄于剑桥大学

　　张：相比前人，您关于科学革命的最新解释主要新在哪里？

　　科恩：我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包含了一个主要新颖之处：“革命性转变”概念本身，以及认为科学革命的发端可以被卓有成效地分析成上述三次平行的革命性转变。

　　我还在我的最新著作中表明，在1660年左右三者之间开始出现某种融合，到了1685年发生了最后一次革命性转变（牛顿的），因此我最终认为科学革命由六次密切相关、彼此连贯的革命性转变所构成。我试图解释每一次革命性转变。因此，我不再认同过去几十年通过某种无所不包的原因（印刷术、资本主义、清教主义等等）来解释科学革命的所有那些努力。

　　我还认为，现在我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基础出现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具体做法我想我们接下来还会谈到。

　　张：您在《近代科学如何产生》和《世界的重新创造》中提到，希腊自然认识至少经历了三次文化移植，请问文化移植是科学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吗？中国自然认识的发展一定是“辉煌的死胡同”吗？这种“死胡同”是否特指无法发展出西方科学？仅仅拿钟表、罗盘等个别发明或发现做例子似乎有些单薄，中国的“发展潜力”难道只由这些东西来体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