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近几十年，心理学家也开始提出，阶级不仅仅关于经济与社会地位，也关于精神与心理状态。它不仅是关于我们住什么房子、吃什么早餐，更关于我们如何感受、如何思考、如何行动。阶层包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决定之中。(引自 KnowYourself)

在二战之后，随着白领工作的大量增加，西方开始逐渐形成相对复合的“中产”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但其形象相对单一：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从事律师、工程师等专业性的脑力劳动，注重家庭价值观，并且有着积极的政治参与与社会责任感，这是传统的经典西方中产形象。

热门美剧《傲骨贤妻》堪称西方中产生活的标本。该剧以芝加哥顶尖律师们的事业、情感以及政治生活为核心，展现了中产阶级的全景图。其中主人公之一的L&G律所合伙人Diane，是较为典型的上层中产阶级（upper-middle class）。她毕业于美国顶尖法律学院，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成为法律界为数不多的女性合伙人，日常生活处处彰显出高品质和不俗的格调。此外，Diane积极关注女性议题、枪支管控问题、为弱势群体发声，坚持定期做公益律师，展现出坚定的政治主张和社会责任感。

按照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新锐中产调研报告》，年薪达到10~50W人民币即可迈入“中产”行列。这是典型的单纯以收入作为标准，以“中等收入者”等同于“中产阶级”。因此，现实生活中，多数达到这一收入的年轻人表示，“你才是中产，你全家都是中产”，“等我还完了房贷，交完了保险和孩子的学费，解决了父母的养老问题之后，再来和我谈中产吧。”，这种舆论反弹里的“中产”，则包含了社会福利、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审美品味等多种复合指标。

因此，我们需要厘清以单一经济收入指标衡量“中等收入群体”与作为复合多重指标与身份认同的“中产阶级”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中国的许多语境里，人们不加区分地使用“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级”两个概念。实际上，“中等收入群体”是单一的经济指标区分的结果，人们难以对其产生身份认同。而作为复合指标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则尚未有西方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政治权利与公民意识、生活方式与风格品味等方面的统一认同。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大量处于“中等收入”的年轻人，被安上复合了复杂文化意涵的“中产阶级”的名号，由此产生“莫名其妙被中产”的不适感。

3. 以职业为核心的“十大阶层”框架受到挑战

反观中国的阶层划分，相对剥离西方语境的经典框架来自于陆学艺等中国学者。他们以职业为基础，围绕人们社会资源支配能力、经济收入和知识技能等指标，提出了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划分。（如下图所示）

（十大阶层与五大等级）

以近期热播的《欢乐颂2》为例：

谭宗明、曲筱绡都是公司老板，可以一同归属于第三“私营企业主”阶层；

安迪、赵启平都受过精英教育、具备高度的金融和医学技能，关雎尔和樊胜美在各自岗位上也从事一定技术性工作，因此四人同属于第四梯队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咖啡店担任售货员的邱莹莹，属于典型的商业服务人员阶层。

比起笼统的“中等收入群体”，十大阶层的划分让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的阶层分野。但此框架已经提出十多年，其解释力也面临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的挑战。

首先，作为阶层划分核心的“职业”，在今天发生了大量的变化。其原有的职业体系中，较为看中体制内职业，但与今天体制外职业的快速发展、变动已经不够相符。例如，大量“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出现，但其内部的分化已经愈来越严重。《欢乐颂》中，赵医生和樊胜美都属于这一阶层，却不能否认二者在财富和社会资源上的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