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很多嘉宾都提到了，中国对基础研究是不大重视的，无论是VC也好、网红也好，还是创业者也好，鼓吹的都是发财致富，这些东西都是用钱来衡量的，所以这块是没办法直接来衡量的。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作为企业家来讲，我始终想的是，今天有十大技术、明天有十大技术，一会儿讲摩尔定律又有了、摩尔定律又失效了，其实这里面讲了一个什么问题？讲到我们的人生是个线性的成长，思维也是线性成长，但技术实际上是指数型成长。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实际我对未来非常非常乐观，为什么呢？技术的发展是超过我们想象的，而且方便性、便捷性也超出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想，每个做企业的人，我没有办法预测到未来，我参加这个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不是这个东西能改变我什么，而是说，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要怎么样避免这些失败。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要跟得上这个潮流的变化，我想这可能对我们企业家来讲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我特别想问四位嘉宾的一个问题是，在中美之间我们现在看到在技术创新上、科学创新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你们觉得，中国需要做哪些事情，可以更快的赶上美国，甚至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美国？

　　石岚：其实我想到的是中国的教育要改变，因为在美国好多人去做发明创造的时候真不是为了赚钱，他觉得那事儿特别有意思，他想创造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特别特别热爱的，又能改变世界的东西。

　　第二，美国人想的就是改变世界，要创造一个什么影响全球的事情。所以，跟彼得·戴曼迪斯交流的时候，他每做一个项目，招人进来第一条要求就是，你想做的事儿一定是改变全世界的，不能只光想你那一亩三分地。

　　这在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中，这样的孩子是教育不出来的，非但教育不出来，而且会把这样的孩子扼杀掉。所以，我觉得中国最需要改变的是教育。如果我们没办法改变公办教育的大环境的话，在座肯定有很多家长，那你们要创造这样的小环境给孩子足够的空间。

　　曹虎：我觉得，在全球新的经济格局下，实际上世界上主要是中国和美国，其他国家没有太多的角色。我觉得，在全球分工新格局当中，中美分别有自己不同的角色，我觉得中国扮演的新角色是什么呢？比较重要的是在于用高端需求，特别是用新兴技术、新的应用、新的模式的高端需求，来带动全球产业链向中国转移。所以，中国实际上是需求引领。

　　另外，中国在法律法规管制方面，因为体制的独特性质会有领先性，特别是在比如无人驾驶汽车领域，会有一些领先性。

　　反过来我们看，美国一直都是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一些非常高的基于科学发现的产业当中非常领先。

　　但是我们发现，美国在基于工程方面，特别是在基于一些物理性的东西方面，美国的产业链在不断缺失。今天我们的十大技术，但十大技术要做成产品，美国的产业链可能无法支撑到你，比如有几项技术会用到的光学材料、量子点，这些项目的原创技术在美国，但你会发现谁帮你做，你的制程在哪里，你的工艺设备在哪里，你的有经验的工程师在哪里，你的终端客户在哪里？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全都已经在亚洲、在中国了。

　　所以，在这样的分工下，我觉得中美之间，美国更多是在基础研究、科学发现和一部分的全产业链上，中国是在工艺、生产能力、高端需求、快速应用方面，这两者结合起来之后会互相反哺。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最优先的算法、基础设施在美国，但大量的成熟应用和反馈是在中国。所以，中美之间是紧密的再分工的过程。

　　杨霞清：我觉得，所谓的中美鸿沟，原来大家都是跑到美国去拷贝模式也好、技术也好，其实现在在技术上，中国跟美国确实还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投资人跑到硅谷去找项目，看到很多人想到Google、Facebook，把美国的人才吸引回来，呼唤回来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