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构成当代西方文化的三大主流希伯来传统（主宗教）、希腊传统（主法律）、日耳曼传统（主军事），为西方文化分别输入了虔诚、公正、勇敢三种美德，为西方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表1：初民文化与末民文化的假说

一种文化是否尊崇这三种美德，往往与这种文化是否处于较早发展期的上升阶段还是处于较晚发展期的延续阶段有关。两种文化的行事方式、处世风格、美学追求都截然相反。行事方式上，前者尚拙诚，后者尚机巧。

例如，各行各业的日本人普遍愿意下笨功夫，死磕一个个的细节，中国人则热衷于找风口、捷径和秘诀；处世风格上，前者主天真，后者主世故。

天真是努力保持上天给予的真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世故是永远把对方当作自己碰到过的最坏的人来提防，结果对方如果不做坏人，反倒对不起你的提防，大家一起来比坏；美学追求上，两汉的雄浑、盛唐的刚健都是生命力的体现，宋徽宗的矫揉造作的“金钩铁划”，乾隆皇帝堆砌俗艳的“农家乐”审美，则是王气黯然收的标志（表1）。两种文化在秩序生产能力、对整个文明体系的贡献上，也都有天壤之别。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辽金元清，一拨一拨的游牧民族征服中原，也许不是野蛮征服文明，而是生命力更强的上升阶段的文化征服了逐渐丧失生命力的文化。

理论之树是灰色的，都是假说，都是对这个世界努力做最大化的模拟，不是什么绝对真理。看到这里内心很沉重的读者，相信我，我比你更沉重。

黑格尔、马克思、魏特夫、韦伯、斯宾格勒等人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总体性质的相关论述，以此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只是我们大多数人看到这些论述，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或者选择性的失明，或者认定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而置之不理而已。

不说别人，还是说说我们中国科技界的集体偶像乔布斯。他私下里最瞧不起的其实就是中国：“就是一帮小偷”（just a bunch of thieves），我的一位中国朋友专程去拜访他，他当面鄙夷地说。所以，他去印度禅修，狂爱日本，偌大中国，却至死没有涉足；iPhone在中国生产，中国也很快成为苹果公司世界最大市场，但他在世的时候，中国居然一直未能进入苹果公司新产品的首发国家（乔布斯死后两年后的2013年9月，中国才第一次出现在iPhone5s的首发国家名单上）。

世间不堪，莫过于拿热脸去贴人家的凉屁股。念及此，荷尔蒙勃发的爱国者们应该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苹果产品都砸烂吧？

“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 ，在这个风雨如晦的时代，这不是成功学，也不是人生智慧，而是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我选择不放弃，做领导力发展，做管理研究，包括写作本文，因为我坚信《论语》的前四个字“学而时习”的力量，如李泽厚、杜维明、杨振宁等人所言，中国文化最伟大的，也许就是这种韧性的学习精神，其中包括向我们曾经的学生学习。

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可以向阿拉伯人学习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重启西方文明的青春期，我们为什么不能向日本人学习，重振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大，大有大的坏处，但大也有大的好处，比如，只要有10%学到了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就是1.3亿，中国的面貌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真正首先需要做的事，是重新“睁眼看世界”，真正看清楚自己的不足和与别人的差距。例如，与日本人相比，我们中国人缺的，绝不仅仅是马桶盖。

坐第一排的模范生

在文化输入和文化学习上，日本从来就是坐第一排的好学生。消化吸收能力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们的鉴别和选择能力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从西方学的，如刘仲敬所言，往往都是“负典”，而不是“正典”）。

从唐朝开始，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文化，但有两样东西他们没有学：科举制度与太监制度。太监制度作为一种皇权专制制度，其黑暗、腐朽和堕落性，大家都容易理解。科举制度，一般人的印象还不错，公开、开放、公平，提高社会向上可流动性，貌似很现代嘛。

其实科举制度本质上是比太监制度还要更阴险的一种皇权专制制度。关于这一点，唐太宗说的最直白：“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天下的有为青年，都进我的圈套了！太监只是身体上去势，科举则是思想上去势，比身体上的去势其用心险恶程度，更要加上百倍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