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教之外，另一个理解日本文化的维度是日本的独特的漫长封建历史。与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就走出封建制（分封制）相比，欧洲十六世纪才开始走出封建时代，日本的封建制则一直保持到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前夕。各级封建领主建立自己的武装集团，武士成为了社会中坚的贵族阶层，他们倡导的武士道精神（与欧洲的骑士精神相对应），也相应地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武士重承诺，轻生死，把名誉、正直、忠诚看得比生命更可贵，追求在尽到自己的责任之后，像樱花从枝头坠落一样灿烂的诗意的死亡，成为日本其他社会阶层争相仿效的典范。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从铁匠、木匠，到寿司师傅、和服面料生产者等等，秉承这种武士道精神，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十几代、几十代心无旁骛地从事自己的祖业，像服伺自己的主公一样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与服务，形成日本著名的“职人精神”，奠定了日本制造和日本服务业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种贵族风范、古风在先秦中国也曾经是主流意识形态。

例如，晋文公重耳早年逃难到楚国，为楚成王收留，后来在两国交兵时信守当年的承诺，退避三舍（30里为一舍）；宋襄公遵循贵族作战信条，不凭借险要，不攻击正在渡河的敌人，不攻击尚未列完队的敌人，不再次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擒拿白头发的敌人等等。

可惜，这种贵族风范在秦朝末年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代表贵族风范的项羽（他的破釜沉舟、鸿门宴、不肯过江东都是典型的贵族做派）彻底败给了代表重实利、重算计，只论成败、不问是非的小市民文化、流民文化的刘邦。时间又过了100年，司马迁思慕古人胆肝相照的侠义精神，在《史记》中专门为荆轲、聂政等刺客写下《刺客列传》，算是为中国人的贵族风范写下了最后一曲挽歌。

日本人这种古风为以综合商社为骨干的战后日本企业的崛起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三井、三菱、住友等第一批日本企业到乡下招工，很自然地秉承封建义务，向父老乡亲承诺，照顾好这些年轻人的一生，所以有了日本企业著名的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年功序列相当于员工的在企业的收入与员工的年龄／工龄成正比（日本一般企业的员工现在的收入大致是20岁月薪20万日元，30岁30万，40岁40万）。

仔细思考，一个普通员工对企业的的贡献其实是一条抛物线，45岁左右达到最高峰，50岁左右，他对企业的贡献其实就小于他的收入了（图1）。所以50岁之前，相当于企业向员工借钱，50岁之后，再以更高的工资和退休金的方式予以偿还。

士为知己者死，可以相见这种制度带来员工多大的投入度和忠诚度。这种独特日本企业文化的威力，基本奠定了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战后30多年的辉煌增长的基础。后来物极必反，形成泡沫经济，带来诸多问题，我们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总之，1979年傅高义发表《日本第一》为号角，到八十年代，日本企业和日本文化研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显学。中国人到西方，看到时髦的年轻人用汉字纹身，穿印着汉字的衣服，颇有自豪感，哪里知道，他们粉的其实是日本。例如，很多人都知道乔布斯的功力在于连接科技与人文，其实他更大的功力在于连接西方与东方。他一生俯首拜日本，日本的禅宗文化和设计美学，成为他打造整个苹果帝国的起点。

虔诚、公正、勇敢

天皇是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皇室，号称“万世一系”，仔细查证，从大概公元381年（东晋太元六年）至今，血脉没有断过。西方延续时间最长的王室是英国王室，从公元1066年（北宋治平三年）至今，血脉没有断过，也只能排第二。

日本地位最高的神社是位于奈良东边的三重县的伊势神宫，供奉传说中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神宫实行非常有日本特色的“造替”制度，宫内两块大小相同的用地，每隔20年依照古法在另一块用地重建社殿并迁祭，所谓的“式年迁宫”，最近的一次是2013年，举行了第62次式年迁宫。

伊势神宫中最高级别的文物是八咫镜，与草薙剑、八坂琼曲玉合称“镜剑玉”，是天皇最高权力的象征。镜剑玉三种宝物，分别代表天皇智、勇、仁三达德，更广义地说，代表了虔诚、公正、勇敢这三种美德。仔细思考，这三种美德不仅是日本文化的基础，也是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处于上升阶段的文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