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坚信维生素 C 是一种特效奇药。他积极对外宣传，称大量服用维生素 C 能预防普通感冒和其他一系列小病。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能够证明鲍林观点的正确性。可他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因此很多人觉得他对维生素 C 疗效的判断是其专业知识的合理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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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鼓吹维生素 C 的神奇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使用自己专业领域所采用的科学标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他在自称是医生的欧文·斯通（Irwin Stone）建议下开始服用维生素 C。斯通说，如果鲍林每天服用 3000mg（这比推荐剂量高出很多倍）维生素 C，他就能多活二十五年。然后，斯通“医生”的学历并不光鲜：他只在一个未获得认证资格的函授学校和一个大学的正骨医学专业拿到过荣誉学位。

鲍林信以为真，开始每天大量服用维生素 C。很快他就感受到了维生素 C 的神奇功效。其实，我们更怀疑这是一种“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告诉某人药物能让他好受的这个做法对其产生心理作用，使他有了良好的感觉。鲍林在化学领域做出了杰出卓越的贡献，因此同事们对他言听计从。鲍林在 93 岁时因癌症去世。他是否像斯通“医生”说的那样多活了二十五年？我们无从知晓。

为了能够对重要的公共政策辩论产生影响，科学家还会利用光鲜的履历和曾经的成就为自己增加说服力，进而在与专业领域无关的问题上侃侃而谈。1983年，纽约无线电台播出了一个关于核武器军备竞赛的节目。上世纪八十年代，全世界正笼罩在冷战的紧张气氛之下，而 1983 年是美苏关系最为恶劣的年份之一：苏联击落一架韩国民用客机，美苏在日内瓦举行的核武器对话不欢而散，ABC 拍摄的核战争题材节目《浩劫之后》（The Day After）成为当时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

那时的我还是一个生活在纽约的年轻研究生，主要针对苏联开展研究。我希望未来能在公共政策领域某的一份职业。收音机里，一个操着刺耳澳大利亚口音的人说：“如果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再次当选，那核战争必然爆发。”

说这话的是海伦·寇蒂卡医生（Dr Helen Caldicott）。她不是物理学博士，不是政府事务专业博士，也不是国际事务专业博士。她只是澳大利亚的一名儿科医生。据她回忆说，她对核武器的忧虑来源于内尔·舒特（Nevil Shute）一本描写世界末日后世界模样的小说——《海滩上》（On the Beach）。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就设定在澳大利亚。寇蒂卡医生后来说，孩子们生活在一个随时可能被核武器化为灰烬的世界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觉得为孩子治疗疾病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寇蒂卡医生喜欢针对需要大量技术知识才能回答的问题做出“决定性判断”。她能就美国导弹发射井的适应性、民防措施和苏联外交政策制定机构的内部运作模式等问题夸夸其谈。她在美国居住了接近十年，也经常在各种媒体上为反核武器组织发声站台。

专家之中有的是像寇蒂卡医生这样的货色。如果按照国际公众影响力来评判，最著名当属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他深受全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和崇拜，写过大量关于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书。根据某些统计，乔姆斯基是目前在世的美国知识分子中作品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人。然而，他在MIT的职位不过是语言学教授。有人觉得乔姆斯基是语言学领域的先驱者，甚至还可以将他称为巨人。不过，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可不是专业人士。换言之，他在外交政策领域的造诣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遏制政策创始人——译者注）在人类语言起源领域的造诣差不太多。尽管如此，他在政治领域的知名度远高于他在语言学领域的知名度，而这要归功于他的各种作品。多年来我经常遇到了解乔姆斯基的学生，不过他们并不知道他只是一个语言学教授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