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总是犯下各种错误。因为他们的失误，人们付出了各种代价：从陷入尴尬到浪费时间、金钱，某些情况下还会丢掉性命。有的时候，专家的失误甚至可能引发国际性灾难。尽管如此，专家们依旧要求民众相信他们的判断。他们称社会应该充满信心，因为专家很少犯错，而且还会发现曾经犯下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

作为外行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相信专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社会性机构和政府性机构的世界里，而这些机构的存在目的便是确保专业人士能够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给出专业的判断和见解。我们设立了大学、评审机构、许可委员会、认证机构、各州的巡查人员以及各种其他组织机构，为的就是确保专业人士的意见靠谱可信。

对专业人士的信赖是一种看似平淡无奇但却又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相信专家，也以同样的方式信任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人。比如我们认为公交司机不会醉酒驾驶，餐厅工作人员在上岗前会认真洗手。然而面临公共政策问题时，我们对专家的信任就是另一回事：我们相信医生给我们开具了正确的处方，但这和我们对医疗人员针对美国是否应该实行全国性医保系统意见的信赖不是一回事；我们相信大学教授给孩子们讲解二战历史时没有犯错，但这和我们对历史学家针对美国总统提出的战争决策意见的信赖也不是一回事。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认证和评审机构能在重大决策问题上给我们提供帮助。如果专业人士给出错误的意见，他们也不会面临罚款或者吊销执照等惩罚。实际上，我们缺乏直接问责机制。正因如此，作为外行的我们才会对专家所能产生的重要影响心生畏惧。

专家们是如何犯错的？仔细数来，专家可能犯的错误分为几类。危害最小也是最常见的错误应该算是科学领域的“日常失败”：个人或者整个专业人士群体会在重要问题上得出错误结论，原因要么是失误，要么是专业领域存在局限性。专业人士发现了一个现象或者提出一个问题，接着他们找到某种理论和解决方案并对之加以验证。有的时候他们是正确的，有的时候他们是错误的。

人们在实践中了解科学知识。外行不喜欢模糊不清的东西，相比于各种警告和注意事项而言，他们更喜欢专业人士直接给出解决之道。然后科学本身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论。要想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我们便要根据一系列仔细小心的规则开展测试，然后根据实验结果用正确的新理论替换错误的旧理论。外行的我们不能指望专家永不犯错。如果专家能精准的在所有问题上保持一直正确，那他们也就无需开展各种研究和实验了。如果政策专家真的能够高瞻远瞩或者无所不知，政府就不会出现财政赤字，人们也不会仅仅因为几个疯子的煽动就发动战争。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专家预测世界各国将全力开展国际性核武器军备竞赛。实践表明他们错了。导致他们失误的部分原因在于低估全世界在限制核武器扩散方面所做努力的成效。约翰·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John F Kennedy）忧虑万分，担心二十年后世界上最多可能有二十五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截至目前，世界上仅有十个国家掌握核武器，其中还包括早已宣布放弃拥有核武器的南非）。根据最优秀专家的意见，肯尼迪总统做出了自己的预测。不过他的想法并不现实，甚至不合常理。相反，这群最优秀的专家同样帮助各国制定政策限制核武器发展。如此一来，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便大大降低。

其他类型的专家失误则更令人不安。比如说，专家在将自己专业知识扩展到其他领域的过程中可能犯下大错。生物学家不是医生，但一般来说，生物学家也许能比外行人更好地理解医学问题。但这并不是说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就比其他人更了解该领域的各种问题。我们以糖尿病为例：一个愿意花时间仔细研究各种信息的勤奋之人能比普通的植物学家更加“内行专业”。

当然，有些专家的错误纯属欺诈蒙骗和玩忽职守。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但却最容易产生危险恶劣的后果。因为某些个人原因（通常是野心家想要防止别人拆穿他们粗劣虚假的研究成果），专家会有意篡改研究结果。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确的发现这些人的不端行为，因为只有其他专业人士才具备发现破绽的能力。外行人无法弄懂科学研究的具体过程。我们不会太关注专家得出结论的整体过程，最多也就是仔细看看挂在专家们墙上的各种证书是不是真的。

有时候，“专家”并不都是货真价实的专业人士。我们用各种证书和认证信息来证明自己专业能力。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倾向于厚颜无耻的撒谎。上世纪六十年代，弗兰克·阿巴格诺（Frank Abagnale）大胆而华丽的进行造假和伪装，成为闻名一时的“超级大骗子”（Great Pretender）。2002 年，电影《逍遥法外》（Catch Me If You Can）让世人充分了解他的各种行径。阿巴格诺喜欢冒充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或者医生，借此行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