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区域化和全球化也导致了劳动力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这种流动有“非法的”，例如涌向欧洲的难民，也有合法的，例如欧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这种劳动力流动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有其理性，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则对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今天的技术进步则更是对就业产生着致命伤，甚至是“灾难性”的。技术产生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技术不仅不产生就业，而且减少就业。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这样。去年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6年6月25日)有一期专门讨论人工智能问题。一项研究认为，在今后的十至二十年里，美国高达百分之四十七的工作岗位要被自动化所取代；而保守的估计这个百分比也会达到百分之十。

　　在经济和技术机构转型的同时也经历了政治上的转型，即从精英民主转向大众民主。西方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是精英民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

　　在精英民主阶段的早期，政府仅仅是资本的“代理人”（马克思语）。发展到后期，政府则通过保守的社会政策，通过保护社会来保护资本顺利运作。一般来说，在精英民主阶段，资本利益和政治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甚至是合一的。但进入大众民主阶段之后，政治利益和资本利益开始分化。从前是资本和政治的结合，现在则是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结合。

　　这一转型的积极结果就是社会政策从早期的社会保护转型全面的福利社会。尽管社会政策的产生和大众民主没有多大关联，但大众民主有效地推进和扩展了社会政策。

　　在福利社会，民主和福利几乎是一体的，民主选举往往成为政治人物之间的“福利拍卖会”。被视为是理性的选民实际上在投票时不需要做多少理性思考，简单地看看哪一个政党或者政治人物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福利。

　　社会政策对资本运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政策表示对资本的的制约和规制，不仅仅表现在高税收上，而且表现在诸如环保、安全等所有方面。面临种种制约和规制，资本开始逃避本国社会。资本逃避本国也构成了上面所讨论的全球化的动力。很显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是资本驱动的。这种动力机制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这些大转型，今天的世界，客观上需要一场社会革命。如上所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促成原始资本主义到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的媒介是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或者穷人的革命。而今天革命的主体则是中产阶级。受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负面影响最显著的就是原来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层需要革命很容易理解。

　　不过，尽管革命局势正在形成，但有很多问题仍然有待回答。 第一，拿什么来拯救资本主义呢？上一次是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那么这一次用什么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呢？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答案。中产阶级及其代理人除了愤怒，没有拿出任何有效的替代途径。相反，一些代理人更像破坏者，而非建设者。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特朗普的社会革命方案不仅会冲击世界秩序，也会冲击美国内部秩序。到现在为止，特朗普方案大多仍然充满情绪的口号，如何把它们转化成为现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特朗普的合法性危机

　　IPP：从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不久到正式就职，美国社会抗议不断，并且越来越激烈。你认为今后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郑永年：这是问题的关键。特朗普首先面临作为总统的合法性危机。特朗普只是在选举人票上赢了其对手克林顿，后者的总票数比特朗普高出5百万票。这个事实已经促使美国人对其合法性的怀疑。后来闹得纷纷扬扬的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事情更是为其合法性笼罩上了阴影。此外，特朗普的任人唯亲、内阁由亿万富翁、退休将军和激进者组成，这些都是人们担忧的地方。

　　美国是个发达社会，中产阶级传统比较深厚，并且有很好的表达机制。他们如果对总统不满，就会表达出来。如果特朗普过于违背美国人的意志，也不能低估美国人的革命性。美国不仅有“一人一票”的制度，而且也是一个“一人一枪”的社会。特朗普必须尽可能快地安抚社会，稳定下来。如果内部问题搞不掂，特朗普很难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

　　对特朗普的作为，人们不能仅仅是嘲笑讽刺，而应当严肃认真对待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了。

　　我们将重振旧友，再造新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