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介入的条件是“私了”的盛行。在人际或家族之间的冲突中， “私了”是基于我们“和为贵”古训的 社会传统。有时即便是发生了重大恶性事件，最后也往 往是双方通过“议价”，加以“私了”。“私了”的结果往往 是一方获得另一方经济上的补偿，另一方换来的则是 完全规避法律裁决或尽量减轻法律的制裁。当然，这种私人之间的“议价”，只能在私人领域内发生。这里的要点是，金钱的介入，强调的是合情，从而使得正义这类公共理念屈服于私人利益。因为“私”和“公”是相对应 的， “私了”并不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公共利益。公众不 能从这类“私了”里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益处，这就从根本上意味着对公共精神的颠覆。因此，凡是网络涉及的 此类事件，虽然不乏强大的舆论产生，但往往是除了给 所支持的一方提供了 “私了”时的“议价”能力之外，其 它方面的意义有限。然而，引起网络舆论领袖们关注的 事件常常是与政府相关的事件或者说指向追究政府责 任的事件。虽然“私了”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些事件 成为“烂尾新闻”，但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及时介入以便对事件加以引导，依然是很有必要的。

　　第五个介入的条件是“议程设置”。即便是一个人 或机构有天大的委屈或冤情，以为到新媒体上发发微 博或微信或BBS帖子，就能得到新媒体使用者们实质 性的关注和支持，那就有点天真了，被无视的例子可谓 不胜枚举。能在网上形成舆论的事件，虽然不能说和这 些事件的恶性程度（例如死亡人数）不相关，但更重要 的是这些事件常常能与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相 关。这就是所谓网络上的“议程设置”。那么，舆论领袖 们推动的舆论究竟会损害谁的利益，谁又能从中获益， 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既然网络舆论也源于议 程设置，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传统大众传播那样，那么政 府对议程进行“设置”就会成为自然而然地选择；其次， 既然网络舆论对相关方是有损益的，那么政府也会利 用机会使这些舆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第六个介入的条件是政府具有较为雄厚的社会基础。首先是中共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存在。中共十八大之 前，微博上那么多人热切期望着会议的召开，说明网络上所谓的左右之争，南北报系之间的区别都被夸大了。 中共党内所谓左右之间的斗争，有时固然十分尖锐，他 们的分歧也常常反映在各自能影响的大众传媒上，但有 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是体制内的左右南北。此外，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左派有 38%，中间派占51.5%，右派则只有8%，认为需要定期选举领导人的比例仅为 15.3%。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一些在知识阶层看来左的、脱离时代的观点，事实上在社会上市场很大。这 些，对于政府的介入，是良好的落脚点。

　　政府之所以能够介入这个本来充满了平等机会和 参与分享的新媒体平台，除了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有意无意的被我们本土文化和社会传统驯服了。当我们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开始讲究站队、扩散谣言、让人 代言、认同私了、设置议程了，我们也就自动的为政府介入新媒体传播打开了大门。也许更重要的是，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体制内的声音越来越一致，没有必要容忍 网络里不合时宜的声音，也就是说对网络的治理条件 成熟了。事实上，政府可能从一开始就对网络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就对网络传播的规范和引导有所布局，下边我们讨论政府是如何介入的，结果又是什么。

　　三、新媒体传播与政府的介入及目标

　　2014年的9月，广电总局的一位中层领导在谈到 媒介融合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广电网来 适应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来适应广电网？” 这个问题 的意义不在于这个问题本身，而在于到了2014年，政府的相关官员已经认为自己有底气问这样的问题了。 如果是2012年以前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难免受到铺天盖地的抨击和嘲弄，但两年后情况不一样了。除了上 边提到的中共十八大以后体制内的声音趋于一致，网 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政府介入新媒体传播而言，我 们接下来以新浪微博为例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