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未来，现实中的回馈可能还会更进一步。一开始，任何的新生命形式都是如此脆弱，离开了实验室的悉心照料，生命根本无法存活，所以想要生产特定的分子或者降解有毒废物的生物技术人员，需要更青睐于改善自然生物以获得更好的成功率。

　　然而，从长远来看，人工生命可能会强大到足以自己茁壮成长。如果真的是这样，它将使得生物技术人员摆脱自然生物的限制，并实现新的目标。“我们可以探索各种可能的回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李克·罗宁（Lee Cronin）说。

　　但是，这些益处还有可能带来风险。根据定义，一种自由生长、独立发展的生命形式将不再完全可预测或可控制。生物技术人员将需要设计有效的“杀伤开关”，以防新生物以某些方式变得致病或有害，而政策制定者和伦理学家们则需要通力合作，研究何时以及应该如何触发它们。

　　而公众们则可能一如既往地指责研究人员试图扮演上帝，并或许会试图扼杀整个行业。总之，关于合成生命的影响的讨论需要尽快开始。 “在很短的时间内，这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贝多说。

　　2076 年的世界：转基因人类遍布全球

　　2021 年 4 月的一天，山田太郎（Tarou Yamada）出生于东京，并立即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一些报纸这样称呼他为“奇迹男孩”。这是因为太郎的父亲由于Y染色体上存在突变，而不能产生精子，因此，在理论上他是完全不育的。然而，基因测试证实太郎确实是他的儿子。

　　为了让太郎的故事成为可能，一个生育临床中心需要从太郎父亲处取得干细胞，并使用CRISPR基因组编辑工具去修复他的Y染色体突变，然后将从修复后的细胞中获取精子细胞。那些经过编辑的精子细胞，随后在太郎母亲的卵子细胞中孕育，将基因改变固化到他所有的核DNA之中。换句话说，山田太郎将是第一位基因组被编辑了的人。

　　他将不会是最后一个。尽管一些国家在听到太郎出生的新闻（日本目前没有这样的法律）之后收紧了禁止基因组编辑的规定，其他国家则认为这样做有理可循，例如允许不育的父母拥有生物学上的自己的孩子。

　　很快，每年都有几十个基因组编辑过的孩子出生，随后这个数字增加到几百，最后成千上万。你无法将这些孩子从同龄的孩子中区分出来，因为他们的基因组是完全正常的。

　　这就是胚系基因组编辑革命一种可能的开始方式。现在有很多关于编辑可遗传DNA的讨论，以防止儿童从他们的父母处获得诸如囊性纤维化等疾病的基因，但是，几乎所有这些疾病已经可以通过在植入前筛选IVF胚胎来预防。

　　为什么那些即将为人父母的人们更青睐于基因组编辑手段，即使所谓的植入前基因诊断却是一种更为安全和便宜的手段——PGD（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移植前基因诊断）一次只能除去一个或两个有害的突变。而基因编辑技术则一次可以进行几十个变化。

　　一旦胚系编辑技术开始用于不育治疗，生育门诊可能还同时会提供调整其他基因的选项。遗传工程的反对者将这称为滑坡；但是在支持者眼中，这一手段是明智的，甚至带来了人道主义的进步。

　　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有数百个有害的突变，这些突变会增加我们患癌症、阿尔茨海默病以及精神障碍等疾病的风险，所以你既然已经要接受基因组编辑治疗，为什么不顺便解决这些最坏的疾病？事实上，一旦这些治疗技术可以确保安全地完成，你不去做这些治疗反而可以说是不道德的。

　　除此之外，人体中还有不少有益的基因变体，其中的一些可能可以使得人们能免疫艾滋病毒或者不太容易变成肥胖。也许最快在2030年代，部分国家就有可能允许引入这些变体。

　　这种干预将是极具争议的。这种争议性变得尤甚，特别是当我们添加的基因变体能够改善我们高度重视的个性、智力或其他特质时。然而，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单一的基因变异，能使得像智商提高的幅度能够媲美有富裕的父母或接受良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