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一位鄂伦春族学者率直地向费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里，人口只有5000人的小民族鄂伦春族，居住在偏僻的深山里，生产力比较低，怎样才能生存下去？[19]引发他关于“文化自觉”的系统思考。“是保护文化还是保护人”的尖锐提问，使费孝通浮想联翩，他不仅亲自到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同江等地考察，看望了赫哲族同胞，发表了题为《小民族大家庭》的文章，而且积极推动国家民委组织的“人口较少民族”调查和“兴边富民”行动，进而联系到中国社会的文化失衡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他深刻体会到文化转型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0]

　　费孝通晚年的思想，其核心可以归纳到“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上，这是费孝通毕生认识文化、研究文化的必然结果。1998年费孝通出席北京大学举办的“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国际系列讲座暨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先后发表题为《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世变方激，赶紧补课》的讲话。他通过重读学科经典，特别是反思几位恩师的学术思想，对毕生的文化研究做了深刻的反思，从马凌诺斯基的文化发现和分析，进一步领会史禄国“心态”和认同层次上的文化意义，提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要打破学科边界，从更大的范围内认识和反思文化问题。

　　费孝通将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概括为“三级二跳”。我们在近一百年时间里，从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逐渐走进工业文明，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中国又迅速进入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创造了世界文化变迁的奇迹，相应遗留的问题也特别多。“通过我这60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进入‘知之’的境界。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却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将人们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这是面临21世纪的世界人类共同的危机。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21]”因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他详细解释道:“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22]

　　费孝通不仅对文化自觉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定义，还强调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的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23]在费孝通去世十一年后的今天，我们眼看着伟大祖国日益强大，不难发现他的思想一直活在人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展开、兴边富民工程的步步深入，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自贸区试点以及最新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无不包含着费孝通区域发展理论的思想火花。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减少贫困人口、生态文明建设等成为国家战略，回应着费孝通关于自然和人文“两个失衡”忧虑。文化自觉的思考，引发了理论、道路、制度“三个自信”的讨论，习近平同志强调最基本是“文化自信”；以“中国梦”为目标的文化重建，正在回答费孝通“富了过后怎么办”的历史提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最大限度凝聚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美好世界”的理念更成为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强大思想动力……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