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本文较为系统地总结费孝通民族研究思想，试图寻找其内在的文化探索逻辑。民族研究是费孝通毕生从事的工作，同时也是他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主线不断提升其整体的学术思想。金秀大瑶山调查让他切实感受到文化构成和文化模式，由此引发多种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中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着力于引导性文化变迁，以“志在富民”的胸怀推动社会进步；老年后他进一步关注全球化下的文化失序，在深刻的文化总结和反思基础上，强调文化调适和文化自觉，为推动和谐中国、和谐世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费孝通 民族研究 文化探索

　　为纪念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八十周年，借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创新工程”重大专项课题《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2014年我第三次带队到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所在的大瑶山开展追踪调查，2015年出版了《金秀卷》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2015年是费孝通江村调查八十周年，我第四次到苏州市吴江区，与师友一起拜谒费老墓地，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开玄弓村。回顾费孝通的一生学术经历，我总结为“从实求知看世界，三级二跳论中国，差序格局说乡土，多元一体求认同，志在富民是心愿，边区城乡重行行，文化自觉强华夏，和而不同安天下”。

　　在跟随费孝通从事民族研究的近三十年历程中，我对他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趋，却总是陷于一城一地的局部领悟状态。蓦然回首，却发现费孝通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而仅只是在民族研究上着力最早且持续一生，他是从“民族”这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入手，或者说以此为线索，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其终极目的是如何让社会更美好。他以社会人类学的独特视角，不断提升文化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在“志在富民”的表达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不懈努力。可以说费孝通终生都走在文化探索的路上，而且是以民族研究为主线的递进探索过程。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展开，又是如何步步深入，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呢？

　　一、从人类学里吸取认识和改造中国的知识

　　早年的费孝通，饱受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和父母亲乡土情结的影响，再加上当时救国强国的社会氛围，使他从学医救人转变为学社会学以救中国。在燕京大学二年级时，费孝通和哥哥费青一起翻译了英国人詹姆斯·艾伦的《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在《再生》杂志上连载，文章详细记载了作者亲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烈场景。“译者的话”表达了兄弟俩当时的心情：“译者在逐句翻译时，虽则眼前只见懦弱和卑鄙，残暴和凶恶。但对于我民族，我世界，我人类，依旧抱着无限的希望。”[1]正是这种希望和责任，使费孝通树立了“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的信念。

　　他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习，给了他基本的学科框架和更大的不满足，因为课堂上缺少现实的中国。他在《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中说明他们去大瑶山的原由：“我们是两个学生，是念社会学的学生。现在中国念社会学的学生免不了有一种苦闷。这种苦闷有两个方面：一是苦于在书本上，在课堂里，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一是关于现在一般论中国社会的人缺乏正确观念，不去认识，话愈多视听愈乱。我和同惠常在这苦闷中讨论，因为我们已受了相当社会学理论的训练，觉得我们应当走到实地里去，希望能为一般受着同样苦闷的人找一条出路，换言之，想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2]

　　师从史禄国的两年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生经历，给了他类型加比较的基本研究方法，1935年和新婚妻子王同惠的大瑶山调查，成为他真正从事文化研究的起点。“异”文化的强烈感受和一死一伤的惨痛经历，使他对文化有着与别人完全不同的理解。费孝通自己总结到：“我通过瑶族调查，对社会生活各部门之间的密切相关性看得更清楚和具体了。这种体会就贯串在我编写的这本《花篮瑶社会组织》里。我从花篮瑶的基本社会细胞家庭为出发点，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生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了叙述。”[3]以至他自认为进山前他是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出山后就变成社会人类学工作者，不自觉地掌握和应用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比较的认知方式，已经开始扎根。费孝通在和美国学者巴博德谈话中专门聊起这一转变：“我在去伦敦经济学院之前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这是从我对体质类型研究——从体质人类学自然出现的方向。我随后把它应用于人类文化类型。因此我要说我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在三十年代早期已经形成。我作为体质人类学者进入瑶山而出来时成了社会人类学者。”[4]大瑶山调查以后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等著作，无非是对中国不同类型的社会进行文化归纳和比较的顺势推演，是从大瑶山老根上长出的新枝。文化的完整性和不同类型的比较，这是费孝通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