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首先面临人口和就业两大社会难题，费孝通通过对大瑶山和江村两地的重访，在1983年提出做活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要做活这块棋，拿围棋的语言说，必须做两个眼，就是要为新增的人口找到两条出路，使他们不成为一个消极的包袱，而成为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去年我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我家乡的农村，又访问了广西、新疆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看出了可以为人口这块棋做两个眼的地方。一个是在作为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一个是在亟待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14]从此以后，费孝通就沿着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这两条大思路，行行重行行。

　　费孝通一直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最早提出边区开发的构想，主张“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为新世纪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鸣锣开道。根据在内蒙古包头等地的调查，他提出要防止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调”，较早提出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面对剧烈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困境，他提出发挥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优势促进当地发展的思路，重点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他强调指出：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要帮助他们发掘出来，帮助他们发展。……应该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我们现在搞的人文资源的开发，就是要重新去认识它、理解它、发掘它[15]。“所以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大声疾呼，要注意对古代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要只是为了一点小的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了我们几千年文化遗存下来的一些宝贵财富，那就得不偿失了。”[16]

　　从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进而提出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标志着费孝通的民族研究视野的不断扩拓，更是从民族研究不断拓展他的文化探索思路。他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一文中写道：“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17]事实上他早在八十年代末的东部发达地区调查中，就发现农民家里没书也无读书的热忱，这不仅有悖于中国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也不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发展的现代理念，他提出“富了过后怎么办”的历史性提问，民族地区的文化失衡现象更令他忧心忡忡。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反思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议题，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静。人类怎样面对新世纪“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成为费孝通深思的大问题。他在1990年八十岁生日时，提出了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愿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更引起他深刻的关注，结合一生的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经历和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教研积累，他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有力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仅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在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成为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和走向的核心概念。

　　费孝通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及结构层次问题之后，他又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阐释具有文化差异性的民族“如何和平共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组织里面”的“一体化”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这一‘和’的观念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之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这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即历史的经验不一样。所以中国历史上所讲的‘和而不同’，也是我的多元一体理论的另外一种说法。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18]这与美国学者亨庭顿的“文明冲突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加符合人类迈向光明未来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