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大发展，大大推进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乡镇企业出现转制转型，形成了私营个体经济大发展和多种所有制共同繁荣。费孝通又将思路上升到区域合作发展的新模式上，他在1987年提出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设想，主要是甘肃的临夏和青海的海东两个地方跨地区合作。九十年代初他向中央建议搞长三角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上海率先进入“自贸区”实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武汉重庆考察，高度重视长江流域黄金水道建设问题。费孝通在珠江模式追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珠三角模式和南岭协作区的整体扩大，与东南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一倡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东盟十国的普遍响应。从2004年起每年在中国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已成功举办了十届，促进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费孝通几乎同时提出黄河三角洲开发，在天津专门讲过几次设想，强调港口与腹地的关系，对沿渤海湾开发和港口建设专门向中央提建议，今天也发展为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包括现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是费孝通最早提出激活早就存在的丝绸之路，带动西北、西南的整体发展，在他的“凉山行”和“甘肃行”中就能找到根。费孝通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紧贴中国的实际，针对中国各地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不断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先后去吴江28次、甘肃11次、广州5次、常州5次……，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他总结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经验，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他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富民，思考最多是中国发展之路，着力于引导性文化变迁，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三、从文化反思、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费孝通沉寂了二十年。政治风云变幻所带来的国家和个人遭遇，对于一个学者既是灾难也是一笔财富。从受人尊敬的领导和教授，到“不准乱说乱动”打扫学校厕所的改造对象，“文革”这段角色颠倒和错乱的经历，使费孝通意识到在过去的调查研究中，“始终是一个调查者的身份去观察别人的生活。换一句话说，我是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一个处在生活中的对象”，认识到社会和人是辩证统一体中的两面，在活动的机制里互相起作用。他晚年反思潘光旦先生为《生育制度》一书作序时所写的《派与汇》，当时就批评他“见社会不见人”的倾向，忽视生物个人对社会文化的作用[12]。“这种自觉可说是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这是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这种新人文思想，使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又一次的飞跃，进入了心态研究的层次。他说：“我回顾一生的学术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13]这也埋下了费孝通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