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编后记中，明确表示进瑶山调查，是想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我们所要贡献的是什么观点呢？简单说来，就是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处。这一种似乎很抽象的话，atv，却正是处于目前中国文化激变中的人所最易忽略的。”[5]有了文化是完整结构而且其子系统不断平衡的思想，费孝通告诫人们面对旧中国这一部巨大的老机器，虽然人人都急于改造，但不能随意“拆搭配”，否则运转更不灵，要有效地改造中国，首先要充分地认识中国，进行中国各种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因此就有了抗战时期的“魁阁”的艰苦奋斗精神，参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以及相继推出了《云南三村》、《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皇权与绅权》、《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重访英伦》、《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等一系列的早期作品。费孝通自己介绍说：“依我这种对社会学趋势的认识来说，《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而这《乡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6]从这两本费孝通早期的代表性著作中，不难看出大瑶山调查在学术上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回顾费孝通的人生，正如他诗里写的一样“多经暴雷雨”、“荣辱任来去”[7]。他经历了两次婚姻，前妻王同惠大瑶山之死是他一生的痛，促使费孝通坚定不移地去实践他们年轻时的梦想，义无反顾地毕生“用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他经历过三次死亡考验：1935年大瑶山是“我应该死而没死”，1946年昆明民主运动是“有人要我死而我没有死”，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我考虑过自杀但是没有去做”[8]。无论人生如何起伏跌宕，费孝通都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所认定‘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坚持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费孝通在晚年写道：“我是想从人类学里吸取‘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科学知识。我这样说，也这样做。一生中虽则遇到过种种困难，我都克服了。年到七十时，我还是本着这个‘志在富民’的目标，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到实地去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的少数民族，凡是穷困的地方我都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富起来。我是由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里得到的方法和知识去做我一生认为值得做的有意义的事。” [9]

　　二、志在富民推动引导性文化变迁

　　新中国的建立，极大地鼓舞着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热情洋溢地投身新国家的建设中。费孝通受中共中央的委任，参与了民族慰问、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民族学院组建及其相关的教学活动，这不仅使费孝通对中国多民族多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将他的学术思考和研究引向了第二个阶段，即学术为社会服务，开展社会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就研究内容上说，从文化模式和类型比较，转向对文化变迁、特别是引导性文化变迁的研究和应用。如建国初的民族慰问活动，就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1950年春由中央民委主持开展的“上来下去”为主题的民族工作。所谓“上来”，就是请地方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到内地参观，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以联络民族感情，了解民族情况。所谓“下去”就是组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民族地区去访问，传达中央和毛主席对各族同胞的关怀和慰问，宣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10]。民族识别是新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前提，而民族大调查既是配合民族识别，也是为了摸清家底，保存珍贵历史文化资料，组建民族学院是为民族地区培养建设人才，都带着强烈的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以及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快速发展的政治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