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轮打得焦灼。于佳亲自掌草，透明亚克力斗盆里的蛐蛐离他只有一尺距离。在北京初春的一家咖啡馆里，36岁的于佳想起去年那个决定性的瞬间，眼里仍泛起泪光。

　　与其它玩家热衷于分析蛐蛐的形态特征不同，于佳多次提到"信念"。他强调，打草的时候要有信念：我一定能翻盘。

　　为了练习打草时抖手腕的动作，他买了一个1斤的沙袋绑在手腕上，开着车等红绿灯的功夫也不自觉抖一抖。最投入的一次，他喂着喂着睡着了，手里的蛐蛐罐摔了，一睁眼看到里面放了三个食槽，"太困了，喂了三次。"

　　求走于佳虫子的朋友，跟他聊起蛐蛐儿在场上怎么斗，"赢了就在后海请一顿涮羊肉"。锅里的热气驱散了北京秋天的凉意，蛐蛐儿成了聊不完的主角儿。

　　门徒

　　在北京，蛐蛐王国的"领土"并不大。

　　占地40多亩的朝阳区十里河天骄文化城，能买到蛐蛐的门面不过6家，流动摊位二三十个。像老崔一样的普通市民和名气响亮的城市显贵，会从同一个卖家手里买走蛐蛐。

　　3月10日，北京初春的午后。在回旋着蝈蝈叫声的店面里，66岁的首都鸣虫协会秘书长赵伯光在一根柱子前坐定，身后挂着"蟋蟀能人"四个大字。他身材高挑，穿一件立领皮上衣，手上戴着一枚红珊瑚戒指。

　　店面只一间房大，却是北京最全的蟋蟀用品商店。在摆满蛐蛐罐的货架顶上，陈列着一排泛黄的奖状和落有灰尘的奖杯。玩家再能侃，看看那些北京蟋蟀联赛的前三名成绩，便不再造次。

　　从1988年开始组建北京市蟋蟀联赛至今，赵伯光组织的北京市友谊赛即将迎来第30届。在城市级的联赛之前，北京长期是私下约局的玩法。赵伯光和位于西直门、广渠门等北京四九城的其它7个玩家，成立了八支队伍，打起循环赛。

　　他们草拟比赛章程和竞斗规则，每年修改。

　　起初，参赛者每人5块钱，用于购买奖状和奖杯。后来，有支持者开始为比赛提供赞助，参赛的队伍从8支逐渐发展到22支。

　　赵伯光把斗蟋视为国粹，"就像法国人的歌剧、西班牙的斗牛一样"。他曾在电视上出镜85次，其中一次是应荷兰电视台之邀。对方此前拍摄了泰国斗鸡和西班牙斗牛。

　　这天，在接完一个关于为斗蟋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话后，他再次向记者强调了玩蛐蛐对修身养性和提升社会文化积淀的作用。

　　斗输了的那只蟋蟀不会鸣叫，"知耻也"。宋朝书法家黄庭坚总结了蟋蟀的"五德"：信、勇、忠、知耻、识时务。赵伯光试图找到人和虫在情感品格上的共鸣，并鼓励人像蟋蟀一样去战斗。

撬子手在检查逮到的蛐蛐。

　　收徒还是近十来年的事。当来自东北、广西、陕西的仰慕者找到赵伯光时，他们大多比眼前的师父富有，拜师的理由类似竞技体育选手："要玩得好，有脸面。"

　　斗蟋蟀勾起了一部分城市新贵的童趣记忆。他们从这项800多年历史的娱乐活动里找到"回归的感觉"，希望通过赢得胜利获得快乐和优越感。

　　他们在师父的带领下抓虫、买虫。按照指引，记下每只蛐蛐的饮食、交配和各项指标。徒弟们每月聚一次会，找师傅解疑答惑。遇上"谁也不服谁"的人，便约着斗一场。

　　先后有23个徒弟拜在他门下。最大的57岁，最小的正在考博。他们中有身家过亿的老板、北京城的年轻教授、国企金领、幼儿园园长，还有名校博士生。

　　赵伯光收徒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大学生。这既保证了徒弟的领会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进赌徒——赵伯光认为，三四十岁以上的大学生，不会对蛐蛐抱有非分的想法。

　　"自古就是大宅门有钱人玩的玩意儿，改革开放富裕起来后，传统的玩意儿又被想起来了，有需求，就有购买力。"在被财富裹挟的潮流中，如何保全斗蟋蟀的味道，成了赵伯光最在意的事。

赵伯光的蛐蛐用品店。

　　到了9月底，静养驱走了蛐蛐身上的湿寒，初斗的季节来临了。老崔拎上蛐蛐罐，挤进北京的地铁，从东城区奔着30公里外的通州老友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