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森每年会和几个虫友开着"加起来几百万"的豪车下山东。在黑风口，他们包下十个摊位，拉起横幅收虫。临走时，他照顾村民生意，还买走了全村的土鸡蛋。

　　村民每年拉起横幅，放上鞭炮，列队欢迎他和虫友的到来。还有的买虫大户，会包下乡村半条街的旅馆，购置新的家具；也有任性的土豪，无法忍受早晨鸡叫，把村里的公鸡全部买来吃掉。

虫客会拉起横幅买蛐蛐。

　　柳森是朝阳门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从小用酸奶瓶养虫。记忆中，天津名家郭景升制作的蛐蛐罐摆在木板车上，2块钱一对。如今，相同的罐子就摆在他的刺猬紫檀茶几上，价格已经涨了上千倍。

　　"我会花几万块钱吃顿饭，但不会花几万块买一条蛐蛐。"在玩蛐蛐上，柳森笃信的是量力而行："关键是快乐地玩。有人花几百万玩，有人花1000块玩，都挺快乐。"

　　十几年前，柳森公司破产、负债近千万时，他穿布鞋出门，"怕人笑话"。东山再起后，相比财富带来的虚荣，柳森更在乎金钱是否能买来当下的快乐。一到虫季，换下西装，穿上短裤背心，蹬上老北京布鞋就下山东了。

　　宁阳县政府曾做过统计，10万虫客在吃、住、行、购、娱乐、旅游六大块为全县带来3个亿左右的产值。这个数字在280公里外的宁津是4亿元。

　　为了持续"虫经济"，宁阳和宁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中华蟋蟀大赛"。蟋蟀谱已出了五六十个版本。宁阳县政府还推出了一部地方法规，规范蟋蟀资源的开发。

　　一位资深玩家王宪春曾劝过一个每年投入巨资买蛐蛐的朋友，没必要花大价钱买虫。

　　"在北京我一个月消费200万，在这（山东）呆一个月，才花三十来万，哪个值？"朋友的回答让他明白一个道理，玩家挥金如土，更多时候源于财富剧烈增长后的一种释放。

　　有虫客对许敬晴说，每年下山东，趣味最足的就是坐在农村的市场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被卖虫人簇拥着，"有种当皇帝的感觉"。

　　拥有市值过千万股票的虫客，会时不时微信截图给许敬晴："我这股票又涨了。"

　　"玩的就是一种身份体验。"王宪春曾接触过部分大户玩家。金钱为他们铸造了自信的铠甲。投入巨资的人，最大的希望是获得一张顶级玩家圈的门票。

为了抓到好虫，农民组织起摩托车队。

　　技术型选手

　　万金虫进城后，住的是比北上广还金贵的房子——价值几万，甚至十几万的蛐蛐罐。许敬晴的一位虫客，在上海专门拿出一套500多万的房子养蛐蛐。

　　许敬晴的部分同乡，在虫季结束时，跟着大老板一同进城。他们为蟋蟀调理饮食、按摩、洗浴，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师"，月收入过万。

　　于佳是蛐蛐圈的新玩家。拜师学艺前，他端着蛐蛐罐跟邻居斗，总是"串儿黑"（全输）。入门后，他希望自己成为技术型选手，而不是人民币玩家。

　　为了赛场上的两三分钟，"就像天安门阅兵一样"，他常常需要准备一年。他坚信精心饲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发蛐蛐的潜能。

　　为了不熏着蛐蛐，养虫的三个月，他要求全家吃饭馆，家里很少开火。"不怕你们笑话，"于佳说，"那几个月，早上起来我从来都不抹擦脸油。"

　　按照书上记载，蛐蛐被熏了之后发软，atv，六条腿抓不实地，严重的直接毙命。

　　后来，于佳在北京南二环为蛐蛐们租了一套房子。他从网上买了两个养殖级的温控开关，只要温度计里的水银柱指向24度，开关会自动断暖断电。

　　屋里铺满了塑料泡沫，保证蛐蛐们蹦出来不会受伤。

　　每天，他都要打开并清理每一只蛐蛐罐，用开水煮过每一只水槽，以保证清洁和健康。喂食的南瓜也被他用料理机打成细腻的南瓜昔。

　　单是喂食一项，从古书上的小米、南瓜、绿豆，到虾尾肉、蟹腿肉、羊肝，再到冬虫夏草、鲍鱼海参、蜂王浆、蚂蚁卵……人类对食物的拓展，也丰富着蛐蛐的食谱，玩家间常常讳莫如深。

　　在2016年宁津县举办的全国蟋蟀大赛上，于佳斩获一项全国比赛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