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韩雪梅与北师大性教育课题组合作，流动儿童性教育项目改名叫“希希学园”，名字来自《珍爱生命》教材设计的吉祥物“希希宝”。那年，希希学园在13所打工子弟学校安排了1344课时的性教育课，由147名受过培训的本校老师和9名志愿者授课，9405名流动儿童上到了课。

　　早期参与性教育实验的几所学校甚至自动将性教育列入课表，设为必修课。它们已经有了一批能够胜任性教育课的老师，不再需要公益组织提供课本和教师支援。

　　性教育早不早？

　　韩雪梅常面临这样的质疑。长期跟孩子接触，韩雪梅感叹：“他们懂得太多了。”性学家方刚觉得“不算早，应该在更小的时候就普及”。而刘文利则用研究数据和《珍爱生命》教材回答，“全面性教育”就该从小开始。

　　1988年8月，还在北师大念生物系硕士的刘文利选择“青春期性教育”作为硕士论文课题。那一年，教委和计生委联合发出通知，性教育第一次被纳入中学教育大纲。第二年，刘文利在《生物学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性教育的论文，介绍了美国苏联等外国性教育状况。

　　她的毕业论文由我国著名儿童卫生专家叶恭绍评审。叶恭绍告诉她，周恩来总理曾说：“一定要在男孩遗精前、女孩月经前，把这些知识告诉他们。”他鼓励刘文利把儿童性教育继续做下去。

　　接下来十几年，刘文利做了一系列国内外儿童性教育研究。

　　荷兰儿童4岁开始接受性教育，8岁了解生殖器官，11岁学习性取向和避孕措施。他们从小被教育性行为需要“双重保险”，使用安全套预防性传播疾病的同时，再服用避孕药防止怀孕。

　　没到青春期就学习避孕，荷兰青少年并没有因此变得“私生活混乱”。他们初次性行为时间甚至比欧美其他国家更晚，意外怀孕率全球最低，艾滋病感染率是美国的五分之一。

　　而在中国， 九成父母一年里不会跟孩子聊一句跟“性”有关的话题。2007年，刘文利对中国北京、上海和西安841名青春期孩子的父母问卷调查，不到11%的家长教过儿子清洗阴茎；只有二成女生在生理期到来前，知道怎样处理初潮。

　　半数以上中国孩子曾问父母：“我从哪里来？”七成父母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含糊其辞：“长大后就知道了。”而孩子一有恋爱苗头，父母们立刻如临大敌，警告他们“不许早恋”和“禁止婚前性行为”，但只有不到6%的父母跟孩子交流过性交和避孕知识。

　　而孩子们的性成熟年龄却在提前。根据《2015年中国女性生理健康白皮书》，00后女性平均初潮年龄在12岁，比65后提前两岁。“三年级讲青春期完全不算早。难道非得让孩子被第一次月经遗精吓到后，才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韩雪梅说。

　　家长学校对“性”避而不谈，并不能阻止青少年主动探索。女性首次性行为发生在16岁前的比例，00后占10.6%，远高于80后的2%和90后的4.5%；根据国家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2013年统计，我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一半以上不到25岁。

　　“什么是卖淫？”小学生的问题常让韩雪梅张口结舌，五年级女生这样问她，他们从新闻里总看到这个词。低年级学生知道有种与性相关的传染病，“很恐怖、会死人”，他们管这叫“爱思病”。

　　卢新晨讲包皮环切手术，不到十岁的学生兴奋地说：“哦！我知道这个！” 电线杆上，“切包皮手术”、包治性病和无痛人流贴得到处都是，孩子对这早就好奇得不行。甚至有老师发现，五年级学生在看黄片黄书。

　　“他们太想知道这些事，如果把学校和家庭的性教育渠道都堵死，他们只能去上网。”韩雪梅曾试着在百度搜索“青春期”，除了科普外，还跳出一大堆色情信息，“肯定不愿意让孩子看到这些，你能做的就是，在他们搜索前告诉正确的知识。”

　　而现有的性教育课本甚至不能给孩子全面、正确的信息，这些书对自慰进行道德批判，还物化女性。江西高校出版社近年出版的《高中生科学性教育》中写道：“女孩因爱而献出身体，并不能增加男孩对她的爱，还会被‘征服’她的男孩认为‘下贱’。”而性行为不仅使女孩“掉价”，还会让她们“堕落”：“随便跟好几个男孩发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