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给妈妈建的祈福馆里，赵婷说“记得来我的梦里啊”。但妈妈一直没有来。妈妈甚至去过女婿的梦里，说我把女儿和外孙托付给你了，“但她从来没有走过我的梦里，没有。”赵婷喃喃。她责怪自己，无论如何妈妈回不来了。

　　赵婷看到了太多咒骂自己的话。有时她会匿名回复：“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不能凭着网上的判断就说别人是这样子的。”她最受不了的是，有人说她妈妈活该，教育出这样的人。“你可以说我，但你说我妈绝对不可以的。”

　　“当时我有种感觉，就像小沈阳说的那样：我家的墙倒了，我不指望你去扶，但你不要去推，那也是一种善良。我们当时就是墙倒众人推的感觉。”赵婷说。

　　父女俩本来不想出现在公众面前。赵安说，一开始，动物园领导和当地政府领导都态度很好，几次前来探望，“对逝者表示哀悼，对生者表示慰问”，说会妥善解决，“说要相信政府，在媒体上能不说尽量不要说了。再加上女婿单位领导也打了招呼，最好不要在媒体上发声。”

　　8月24日，政府调查报告公布，认定事件原因是赵婷母女“未遵守严禁下车的规定”，认定此事不属于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赵安说，对方的态度开始变冷淡了。9月2日，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代表告诉赵婷的律师，园方没有责任，可以道义补偿定损金额的15%。9月中旬，回老家料理完周琴的后事，赵婷一家又回到北京，翻出之前当地政府领导留的电话，拨打过去。“他掐了好几次。”赵安说，“我又发短信，他两三次都回：‘抱歉，我在开会。"

　　“我们又去区政府和区委的办公地，门卫不让进。我们向门卫说了诉求和想法，他们说领导很忙，没预约的话可能没时间接待你们。你们要走程序。我问：怎么走程序？他说，去政府信访办。好，我们去政府信访办。”赵安说，一位信访办副主任接待了他们，“他说，我把你们的要求如实向区政府、区委领导汇报，争取要他们抽出时间听听。他们能表态就表态，不能表态，这不是我管的事，信访办管不了政府主要负责人怎么做。我们说那行，能安排我们跟区政府领导人见一次面，让我们有个说法就行。可等了几天，他回答我们，政府大部分领导在北京市区开会，安排不了见面。说领导说了，动物园是招商引资的企业，政府不能用行政行为干预他，我们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剩下来你们两家好好坐下来协商调解。我说，可我们现在没有调解的余地啦。他说，那没办法了。等于政府这扇门也堵上了。”又过了十来天，他们决定在媒体上发声。

　　“不守规则者”

　　出现在媒体面前的赵婷和赵安像处在战斗状态的新闻发言人，冷静细数事情的每个环节和动物园的问题。各条回应都被网民打上问号：“编了两个多月吧？要不然怎么早不说？”

　　这样出场并不算聪明的姿态，悲伤、痛苦、后悔的样子更容易让众人接受。出事后赵安学着查相关的法律法规，慢慢记下来，接受采访时，不时引用一条。赵安的话总夹杂一些新闻通稿里常出现的句子，听起来像在说别人的事。赵婷也如此，频率低一些。在一次采访中赵婷说“一条鲜活的生命没有了”，被质疑怎么能用这样旁观和套路的话说自己的妈妈。此时的冷静，在众人眼中等同于冷血。

　　“我们应该是同一个层面上生活的人，对不对？”赵安说，似乎希望网民能将心比心。“我们不应该自相攻击。我们的合法权益、生命财产就应该受到商家的保护。出了事以后你不但不为我们同一战壕里的人呐喊，为我们申诉，反而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发出一些不该发的声音，那你不是在自相残杀吗？”

　　“我们选择在媒体上发声，也是今后为了她。”赵安看着女儿，“能把对她不好的一些脏水扭转过来。顶着这样子的名声，今后怎么在社会上生存呐。”赵安想尽量多帮帮女儿，事情平息后再一个人回家，他不习惯长住在北京。“她这个小家是团聚了，我这个大家就等于家破人亡了。”赵安叹息一声，流露出不多见的悲伤时刻。

　　赵婷来北京后的新工作已经停了。“以后我要出去工作，可能也没哪个单位敢要我吧。人家肯定会说，她就是那个不守规则的人，她就是那个安全意识淡薄的人，她就是那个被老虎咬的人。人家可能就不敢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