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 年，堪称先驱的城市规划专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写道：“从本质上来看，大都市给我们提供了见识多样性的机会。一般来说，你只有周游四方才能有这种体验。换句话说，大都市让人们有机会领略陌生和新奇的东西。”实际上，人们对公共空间的看法就好像两条并行的车道：有的人觉得它是城市生机的根源，有的人则觉得它是容易引发冲突的无意义空间，还容易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

部分活动人士认为解决方案就藏在规划设计图纸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城市进行改造重建，从而确保公共空间更具有包容性、吸引力和灵活性，能够适应人们的各种需求。从纽约的高线公园（High Line）重修到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改造，很多城市复兴项目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为了赋予公共空间新的生命力。

这样的改造重建或多或少能起一点作用，但在基尔伯恩的调研让我对公共空间所存在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需要翻新和改变的不是建筑，而是我们的习惯。从内心深处来看，我们并没有真正给予公共空间足够的重视，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我们习以为常的觉得公共空间就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享有它是一种权利。换言之，我们没有经过摩擦、交流和最重要的协商环节就享受了公共空间，因此有些太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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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充满了冲突对抗。在基尔伯恩地方政府拥有的地产上，居民们对一群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听音乐的年轻男子白眼相待。每个群体的人都想“征用”公园：有人想组织烧烤活动，老年团体想要锻炼身体，足球队想要踢比赛，家庭或者一群朋友想要聚会…每个团体都想优先使用公园的空间，因此便可能爆发冲突。喧闹的街头满是行人。他们密切观察路上情况，既要避让推着婴儿车却突然停下来和熟人打招呼的母亲们，又要躲开推销电池、鲜花和手提包的热情过度的街边摊贩。当地人抱怨频频，称公共空间的噪音限制使得当地的集会活动异常压抑沉闷。可是也有人投诉不止，表示喧闹的噪音让自己无法忍受。

仔细观察这些冲突摩擦，你发现隐藏背后的是不同思维模式之间的“拔河比赛”。人们不仅对公共空间的用途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在公民享有的权利义务这个问题上也有分歧。从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角度来看，“权利”似乎占据了上风。从法国大革命到美国的《独立宣言》，民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关于受政府保护的个体权利不断扩张的故事。因此我们不再从社会等级制度的角度理解“公民”的含义，而是投向自由个体理论。在我们看来，自由的个体普遍享有一系列共享社会资源的权利。

城市规划专家将这一理论适用到实践当中，呼吁人们尊重“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这个名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1968年提出。自那以后，“城市的权利”这个理念便受到活动人士、思想家、联合国家科文组织以及“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国际性社会政治运动，主要针对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和缺乏真正民主等问题提出抗议——译者注）的拥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2012年出版的《反叛的城市》（Rebel Cities）一书中对这个理念进行了总结：

我们想要怎样的城市？我们不能单独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应该将其与其他问题联合起来一同思考：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要建立怎样的社会关系？我们想要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想过什么样的日常生活？我们觉得什么样的技术才是合理恰当的？我们秉持什么样的审美观？因此，城市的权利远不止个体或者团体使用城市资源这么简单。这是一种让我们根据内心的渴望来改变和重建城市的权利。

为了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要能够使用城市的公共资源。这就包括供人锻炼的公园，提供水源的管线，带走污水的排水系统以及开拓视野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过，我们每个人对这些公共资源的需求又有所不同。老年人和残疾人对公共交通有着特殊要求；独自回家的女性尤其需要工作情况良好的路灯；活动人士需要场地来举办集会和抗议活动。为了协调这些差别很大且时常变化的需求，人们不止有权利使用公共资源，更有权利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其进行改造。换句话说，对于认同“城市的权利”理念的思想家而言，理想的城市环境应该能经常性的根据市民需求而变化。

图片来自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