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城市公共空间更具有包容性，人们进行了一系列努力。纽约中央公园建于十九世纪中期。对于纽约这样一个拥挤而不平等的城市而言，中央公园存在意义就是为穷人和富人提供一样的服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伦敦，女权主义城市规划专家成立了“妇女设计服务组织”（Women’s Design Service），旨在免费为被地产投机商和“重建计划”盯上的社区提供专业的规划设计咨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维也纳，市议会开始考虑老年人和有孩子家庭对公共空间的特殊需求。因此他们为确保家长能够方便的推着婴儿车前行而拓宽道路，增加街道照明设备数量，修建更便于特殊群体使用的十字路口和台阶。几乎世界上的每个城市都出现了一系列类似的行为。无论行动规模大小，它们都引起人们对权利的关注。从垃圾桶到可供行人步行的街道，从增加本地零售商数量到确保绿地数量不减，人们对努力影响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细心谨慎的规划依旧无法解决城市生活的部分困境。在基尔伯恩，年轻人占领公共空间后经常挤走其他人。无论公共空间面积、投资和规划目的如何，部分我采访过的基尔伯恩居民始终认为某些广场和公园是危险且令人堕落的场所。嘻哈音乐震耳欲聋，淫荡叫声不绝于耳，大喊大叫随处可见，年轻人目不转睛的顶着路过的行人，路边堆砌成山的废旧酒瓶，带着兜帽的人晃来晃去…这一切都让很多人想起公共空间历史上那段血腥的黑帮暴力历史。这样的整体氛围让很多居民对公共空间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种地方能躲开就尽量躲开。

图片来自 Erect Architecture

通常情况下，人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和经常在公共空间闲逛的孩子们聊了很久，发现他们觉得独占公共空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力量强大，很有控制力。他们的学业早已荒废，而父母也不怎么关心孩子的前途。警察更是对他们充满歧视，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把他们当作犯罪分子来对待。一方面令人沮丧的老师告诉他们未来一片黯淡，另一方面富有的外来者不断涌入自己的街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某些东西拥有控制权才会让人觉得宽慰安心。

基尔伯恩格兰杰公园（Grange Park）是另一个冲突频发的地点。每年，数百人都聚集在这里庆祝开斋节（Eid al Fitr）。开斋节是伊斯兰教的重要节日，目的在于庆祝斋月（Ramadan）的结束。穿着 polo 衫和 T 恤的男人与其他穿着阿拉伯服装的男人交谈；女人则与邻居和朋友走在一起；小孩子守在妈妈身边，急切地想要一块糖或者想让妈妈同意自己去充气城堡和滑梯上玩耍。公园为大量人群的集会提供了场地。通常而言，其他场馆都很难在开斋节这天满足穆斯林群体的集会需求。但是，其他人则对此颇有抱怨。他们认为大肆庆祝的穆斯林将其他人挤出公园，或多或少有点将公共公园“私有化”。人们有一种自己并不受欢迎的感觉。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信徒则小心谨慎的躲避着其他居民的狗。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狗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清洁状态”，使他们不能顺利完成期待前的“小净”。看到穆斯林紧张的反应后，当地居民不禁产生怀疑，认为女人乃至所有非穆斯林最终都会被剥夺进入公园的权利。人们之中总是流传着一个故事：多年之前，某人的朋友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被公园拒之门外。

如果从权利的角度分析，这样的冲突便会将我们逼入绝境。冲突的双方都能找到有利的说辞，证明使用公园对自己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他们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最终呈现“互斥”状态，但这些权利本质上却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都没有义务因为另一方的需求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穆斯林有权在公共空间举办庆祝活动和进行祈祷，遛狗的人也有权在公共空间带着爱犬散步。无论是公园、运动场还是其他类型场地，只要它是公共空间，我们就有权进入。

我们不能做出完全公平的评判，也不能说任何一方享有高于其他人的权利。如此一来，人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经常演化成一场大吵大闹的争执。在争执中占据上风的一方“获得胜利”，其他人则不得不悄然散去。年轻人将音乐开的震天响，不停打量着公园里的过路者；警察将流浪汉从巴士站牌或者遮雨棚等“避难所”里赶出去。恼怒的本地居民联合请愿，抗议清真寺、教堂大钟或者社区中心发出的吵闹声。其他感觉被排挤和抛弃的人则试图找到自己的私人空间，于是他们搬去其他街区，想要在公园好好享受一杯咖啡。他们还试图融入封闭的社交圈子和网络空间，为的就是找到归属感。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将公共空间简单理解成某种保证我们权利的东西，那它们最终就会变成私人空间的二流替代品。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园是一块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空间。平日里，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份宁静。图片版权：Peter Dench/Get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