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中国的明朝,出现了一种代替实体商品的商品票(饼票、鸭票、酒票),消费者可以在不需要商品,但商品价格便宜的淡季优先购买商品票,以比避免有需求时恰赶上旺季,从而不得不付出更多成本购买。而商家可以根据售卖出商品票的数量决定生产商品的规模,这种做法平衡了供需关系,但在当时,却因为改变的目标物太小(仅仅是江南地区的个别商家在用),所以并未得到广泛重视。 然而,数百年后,荷兰人运用这套逻辑发明了股票,直接推动了商品交易的速率,也为新商业模式提供了资本支持,大幅度的提高了工业时代的生产效率。 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当前所解决的需求可能仅仅是下棋、无人驾驶、自然语言学习,解决的都是比较边缘的事情,但在未来,当这套逻辑应用于更广泛的场景时,就可能会为人类社会带来又一次效率大提升。 (3)过度预测,致使结果发生扭转 在认知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第二混沌系统”,意思是当人们主观的去预测结果时,可能导致结果出现改变,即便这个结果看起来相当确定。 比如,如果今天你知道了一只股票涨停了,然后那你穿越回前天,以先知的身份告诉证券交易者,后天这只股票在几点几分会涨停,结果引发大量散户低位扫货,在当天就涨停了,而主力基金看到后,本来之前打算选择高位清掉自己手里的货,正好赶上这个机会,第二天抛出,导致跌停,而散户看到此状,产生恐慌,在第三天跟风抛货,那么之前的明明相当确定的预测就发生了扭转。 当人们遇到一项任务时,往往喜欢先预测结果,以决定自己是否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成本投入进去,如果觉得这件事很简单,随便换个人也能完成,那么就不会投入太多,导致结果差强人意,如果感觉这件事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太多,就会在开始前叹息,“哎呀,这简直太难了,我不可能完成”,而后发现这件事不得不去做,勉强操作,最后结果很可能一团糟。 因此,与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预测事件结果,刻意规避那些所谓的不良后果,不如专注于过程,采取趋进的心态去改变看似早已确定的结果。 2.高监控状态 VS 低监控状态 想象一下,你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正在准备10分钟之后开始的一场演讲。 此时,几乎所有同事都到场了。如果这只是一个客户会议,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少挣些钱,但现在,听众席上的人都认识你。明天早上,甚至以后的每个早上,你都会在电梯里碰到他们。无论你在台上说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你说过的话都会伴随着你,成为人们讨论、写作甚至闲聊的内容。他们已经在看手表,并掏出智能手机,准备在你离开讲台之前将你的演讲稿和演讲情况发到世界各地。 你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砰砰地跳个不停。此刻,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大家不要看到你脸上恐惧的神情。你还感觉到上唇周围汗珠密布,只好伸手擦了擦。你又发现自己双手在颤抖,只好插进口袋,紧接着又抽出来。 这时,你会感觉自己处于高度被监控的状态,以至束手束脚,漏洞被无限放大,优势跑得无影无踪。 而只要你了解什么致使你处于这种状态,也就清楚该如何摆脱它的负面影响了。 人类之所以能够傲视自然界,是因为我们可以形成无限大规模的群体组织,这让我们可以获取更广泛的信息,调动更庞大的力量用于生产。 社会属性再强的哺乳动物(比如狮子、大象),单一群体的规模最多不过100,如果超出极限就会分裂成新的群体,而人类却能形成上千人组成的村落、上百万人的城邦、乃至过亿人口的国家。 而这一切,就要归功于我们是地球上唯一相信“不存在”事物的生物。 法律不健全时,大多数平民也不会去杀人,因为他们笃信“人在做,天在看”; 信息不发达时,很少有人发动叛乱,因为他们相信“君权神授”; 团队面对外部压力,所有人都能团结一心,因为他们确信“公司体制是真实存在的”; 市场没有统一标准,但一样可以有序运行,是因为人们默认“我所做的交易,总会有人看得到”; “信仰的关键作用,是监督人类的行为” 了解这些事物的不存在,并不是让我们去作奸犯科,而是当个体想要创造新的事物和规则时,这些不存在的法则就成了制肘。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