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壳网科学人：2013年的时候你在卫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科学的易错性，甚至提到了说科学在成为新的宗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你为什么会写那篇文章呢？

　　亨利·吉：当时有科学家说科学就是新的宗教，真理就是它的上帝。我很生气，所以我在卫报上写了个文章。科学不是关于真理的，它是关于怀疑的；不是关于确定性，而是关于不确定性的。宗教才整天说不容怀疑的真理。

　　但我觉得很多科学家忘了这一点。我说过一句话让我同事们都特别担心：“我们在《自然》上发表的一切都是错的”。我很为这句话感到骄傲，但同事都怕得要死。我其实想说的是，我们发表的所有东西，都只是对现实的近似。将来肯定有人会作出更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在《自然》上发的都是绝对正确的话，我们很快就没工作了，很快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发现了。但是我们知道那句老话：你知道的越多，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就像论文里总是出现的那句话一样，“这项研究提出的新问题比回答的旧问题更多”。

　　有些人觉得科学是个零和游戏，觉得世界上的无知总量是固定的，一点点被知识之光侵蚀掉。但我觉得无知扩展的速度其实比知识更快。有些人觉得这很可怕。很多科学家觉得这很可怕。我？我觉得这激动人心。

　　果壳网科学人：但是至少我们是错得更少了吧？

　　亨利·吉：是错得更少，不过是在越来越小的事情上。我们是知道了很多知识，但这些知识都是关于越来越细的领域，而且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全新的不确定领域，发现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些无知的领域我们原来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不走得足够远，不让视线越过边缘，是没法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全新的地方是可以提问的。确实我们发现了更多的东西，但发现新的有待解决的问题可就多得多了。

　　果壳网科学人：现在很多领域的可重复性危机也是一个问题。

　　亨利·吉：我觉得面对这个危机，需要做的是提供所有的数据。犯错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但是你得诚实地犯错，你必须提供所有的相关信息来证明你的诚实。

　　所以《自然》做的事情是尽一切可能让科学家拿出所有的信息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期刊专门做这件事，有《自然-方法》，有《自然-实验室指南》，有《科学数据》，我们非常鼓励数据公开。

　　当然了，人们只能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数据而给出结论。如果有人得到了更多的数据，就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并不意味着一开始的那个人一定就错了，他们也许只是尽自己所能，诚实地解释了他们当时所有的数据。

　　我们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古DNA的论文就错了，是被现代DNA污染了。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没人知道做古DNA研究需要的实验步骤。那完全是新的科学。我们发表关于佛罗勒斯人的论文的时候，论文说这个人种是18000年前的，当时的证据都指向这个方向。但是后来他们在那里进行了更多的发掘，证明是错了， 那个遗址是50000年前的。这是科学进步的方式。

　　但是造假总是会有的。我们不是警察，不可能跑到人家实验室里去检查你造假没有。我们会假定人们是诚实的，通常而言这其实是管用的。科学造假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常见，大多数时候还是糟糕的研究加上自我欺骗。

　　以科学圈的相互信任程度，换别的圈子肯定有更多的造假……但科学家整体而言还是一个非常合作的圈子。当然可能有错误，但那是诚实的错误。

　　果壳网科学人：所以你觉得很多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是太自信了吗？

　　亨利·吉：是的，我觉得有些科学家在证据面前不够谦虚。科学家经常犯的错误是告诉大众他们应该相信什么，告诉他们说“这是个事实”，j2直播，但实际上他们应该说的是“这是我的观点，其实有可能不是这样”。

　　人们对于不确定性，会感觉非常不舒服，但科学的目的就是揭示这些不确定性，我觉得科学传播者对此应该诚实。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东西看起来是十分确定的、符合事实的；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也有些东西我们知道描述事实相当好，但却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