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这种说法是不能被接受的，是需要被挑战的。如果我们让Facebook的商业利益凌驾在社会利益之上，那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失衡。所以我们必须开始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我还想指出的另一点是：Facebook和Google正在鲸吞新媒体上的广告收入，这等于是将本来就很稀缺的资源从苦苦挣扎的新闻媒体那里夺走。当媒体转向互联网之后，它们得到的新媒体广告收入比之前的纸媒广告收入少得多。现在大约85%的数字广告收入都被Facebook和Google拿走了。这一点很重要：Facebook不仅对新闻媒体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把原本属于媒体的广告收入拿走了。而我们还在期待传统的新闻机构投入资源做事实核查，去抵消通过Facebook等平台传播的假新闻的负面影响。这是新媒体时代新闻业的黑暗一面。

　　四、年轻人不要接受现状

　　问：为推动一个更好的媒体体制，学者能做什么？

　　答：媒体学者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告诉学术圈内外的人，我们所继承的新闻媒体体制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唯一选择。我们是可以有选择的。现在的体制就是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做出的政策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可以改变政策，作出结构化的调整，我们是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媒体体制的。

　　同时，学者们需要做到：不要只是在学者之间彼此对话，还要和学术界之外的更广大公众对话。我们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写作。我们可以面向大众写作，可以多接受媒体采访。实际上，学者是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我想我们可以加入各种辩论，和活动分子们一起来促成政策变化。

　　问：但是面向大众写作和面向学者写作是非常不一样的。

　　答：是的。在一些情况下，我们要抛弃在学界中已经内化了的写作习惯。不过我不觉得清晰的写作表达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只要我们用心去做，肯定能够写得更加清晰，使用更少的学术术语。我想公众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对学者的观点非常感兴趣。最近几年，这种专注于连接学者和大众的媒体也在出现和发展，比如The Conversati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每天都发布关于重要议题的文章，由学者执笔，并经由专业编辑，传达到更广泛的受众。

　　问：是的，我发起的“政见”团队也是在做类似的事情。除了发声之外，你有没有参与过真正的政策制定过程？

　　答：没有直接参加过，但我和政策制定者以及给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的活动分子都保持沟通。举个例子，我是Free Press的理事会成员，这是美国一个致力于媒体改革运动的组织。我已经在里面工作多年了。它的发起者是Robert McChesney及其他两位活动分子。

　　我想，特朗普政府给我们带来了特殊的挑战。我们几乎没有渠道可以直接和理念接近、对结构化改革感兴趣的政策制定者直接联系。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意识到提出一种新的理念愿景的重要性，并且设想它可能会遭到哪些反对意见。比如说，一个理想的新闻媒体体制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具体的政策可以塑造这样的体制？这些是我们现在应该思考和讨论的宏观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抵抗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计划。

　　问：你对于希望参与改变社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在这个越来越民粹的世界，年轻人、大学生能做些什么？

　　答：重要的是不要接受现状，继续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抗争。同时，年轻人也要参与政治，不仅要走上街头，也要参与投票，跟踪政策辩论，联系政客，等等。

　　图片来自Philosophers for Change

　　问：有人说美国很多大学生都活在“自由派泡泡”（liberal bubbles）里，你觉得确实存在这种“泡泡”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