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更倾向于后者。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持续更久，但这很可能是一次转瞬即逝的机会。人们突然意识到，拥有一个活跃的、得到强大支持的第四权力是多么重要。然而不幸的是，将媒体吹向深渊的经济风向并没有发生变化。大选之后突然得到一批新的订户，当然是好事，但是支持了美国媒体大约125年的商业模式已经遭到了无法逆转的破坏。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所说的这种商业模式就是由广告收入支持的模式，现在美国新闻业依然依靠这种模式，但是它已经崩溃了。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模式，新的结构。

　　问：《纽约时报》最近发布了一则“2020报告”，其中说：“简单而言，我们是订阅者优先的模式。”你觉得依赖订阅者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吗？

　　答：我希望如此。订阅当然会带来新的收入，《纽约时报》选择力推订阅模式，也是非常合理的选择。但不幸的是，我不认为这种模式足以产生足够多的收入以支持一个民主社会所需要的新闻媒体。就算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纽约时报》是可行的，它对中小型报纸来说也行不通。即便是大型的都市报纸，也不一定行得通，比如《费城问询报》。所以，很遗憾，订阅模式不是解救新闻媒体的方法。

　　问：说到《费城问询报》，我对它们正在进行的非营利模式转型很感兴趣。你了解更多的细节吗？

　　答：我想它依然在转型过程中。我认为这是一场非常有趣，并且可能相当重要的实验。我希望更多报纸意识到：转型为非营利或是低利润模式，对于它们来说其实会更好。《费城问询报》更多采用的是一种非营利和营利的混合模式。应该鼓励这些实验，但它们能否成功还有待观察。

　　《费城问询报》，图片来自Groupon

　　我们前面讨论了公共媒体。我认为公共媒体模式是最理想的，次之是非营利媒体模式，这些媒体可以由订户、基金会、进步的慈善家支持，它们可以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新闻。而营利模式没有太多的前景。

　　三、Facebook应该接受外部监督

　　问：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主流媒体、传统媒体的话题。在这次大选中，也有很多另类媒体出现，甚至一些Facebook的专页都成了散播谣言和假新闻的重要力量。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特别是从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答：有人认为，是假新闻导致了特朗普上台。这种看法是不成立的，我们不能把什么都怪罪到假新闻头上。但是，我确实认为假新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经常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垄断权力。Facebook是一个不受监管的垄断者，它从平台上的各类内容获利巨大，其中就包括假新闻。但直到现在，它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媒体公司，只愿意说自己是科技公司。当扎克伯格否认Facebook是媒体公司，他的潜台词就是，Facebook不需要承担特殊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我们需要讨论这个话题，需要探讨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提出了一种组合方案来解决假新闻问题，包括众包、算法，以及Facebook雇佣人工编辑。我想，这些方法可能都可以帮助解决问题，但同时也需要一些外部监督。Facebook需要坦然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因为它已经是事实上的全球性新闻编辑了，它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新闻把关人。

　　问：谁来做外部监督？监督哪些事情？

　　答：可以是技术人员、记者、公共倡导者的组合。他们应该监督Facebook的各个方面，并且保证算法和编辑的透明。我没法给出所有的答案，但我想这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讨论的话题——不仅是在美国，而且在全球其他国家。

　　问：的确，中国也有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新媒体否认自己是媒体公司。我想，外部监督的设想很好，但是估计很难实现，atv，毕竟Facebook是商业公司。

　　答：是的，特别是在美国，有人说这里面还有第一修正案的问题。但至少，我们可以有监察专员（Ombudsman），可以有一个独立的媒体委员会。这都是在美国发生过的实验。外部监督不意味着需要让政府来管制Facebook。但是如果不监督，让Facebook自行决定，结果可能很危险——Facebook至今都没有表现出很强的责任感。当一家企业对我们的新闻媒体系统拥有如此强大的权力时，这种权力就需要被分散。

　　图片来自softpedia

　　问：你刚才提到监督算法。Facebook可能会说：算法是商业机密，不能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