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这一时期，同样的快速增长和看似无边的机会意味着小科学特别地是来自印度、苏维埃体系和东方的移民进入高层社会的理想入口。这群人还有另一个坚持从事研究的动机：签证条例允许博士后停留美国而对改换工作则不友好，对改行和换雇主更是不友好。（此外，语言或者其它文化的因素常常让这样的改变很困难）。

　　其结果是研究作为职场变得越来越拥挤。人们也许会问——各种领袖人物已经问了——多少研究算太多了，甚至会问是否有太多的研究，研究可是被认为绝对是好事的。但是，客观地看，此职业内的状况表明除了不可避免的资金短缺外，该体系也出现过运转失灵。

　　研究生涯的性质发生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变化。一个“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的发表文章速率增长了5-10倍，一个年轻的研究者想获得博士后或入门级别位置的申请次数从2-3次增加到了50次。资深科学家会发送和收到成沓的推荐信，因此推荐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特定专门主题的会议数，或者一个正式会议涉猎的主题数，都增长了十倍或更多。许多领域内的人们一年能，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会[6]”52周，而领域内的领袖人物会被邀请到所有的会议。会议不免要有出版物。大多数的发表文章成了这场登顶之路游戏的战术性的东西；在某些有名望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成了不可或缺的入场券和记分牌而不是严肃的交流手段。大量文章是关于现实性和关联性都十分可疑的模拟计算的。实质上，战后早期的研究生涯是科学驱动的，主要是被投入到伟大发现事业的吸引和探查自然如何运作的真正好奇心所驱使的。在世纪末的十年，太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视科学为个人间的竞争游戏，胜者不是在科学实在的本质上客观正确的人，而是成功地获得资助，在PRL上发文，被Nature、Science或Physics Today的新闻页面所报道的那些人。

　　在许多领域，大量的出版物，分化成自我引用评介的单独聚会的所谓学派，以及主要是因为过分的专业化和从业者的社会生态所造成的质量整体退化，意味着确实地有更多的东西变坏了。这一点，在苏联，在许多领域里都很明显。在我比较熟悉的高温超导领域，增加的国家及地区资金资助只是繁殖了不相往来的学派和子文化，而不是集中到有意义的努力上：无疑地这延迟了对科学问题的解决。人们也许会想是否艾滋病研究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幸运的是，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实用的，而非科学的，进步是更容易判断和实现的。

　　关于这一阶段之现代科学的实际运作的观察导致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将解构主义的思想应用于其上：坚持认为“真理”是纯粹社会学意义上的且是由权力关系而非由自然所决定的。甚至Radcliffe大学的校长看起来也给人以支持这一愚蠢观点的印象。这些社会学家如今看到的是一个暂时的，而且我相信是有偏差的，社会学而非科学的现象；实际上人们并不能举出任何由政治、经济或社会压力所造成的科学上的错误最终未被改正了的案例。如果不是这样，达尔文如何会胜出？哥白尼呢？真理有最终胜出的巨大能力，它是确定的、坚实的，而错误是易变的。可重复性胜过幻象和喧闹。

　　为了了结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故事，最终的崩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是通过西方研究引擎的故障，而是这个引擎产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器件，而日本——它并没有大量的原始创新的记录——占有了这些器件市场份额的大部分而且还常常将市场丢失给了更为新兴的群体。液晶显示可能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所有的技术都是美国的，而美国的市场份额接近于零。可以想见的是，美国公司一个接一个地决定要把动机体系从“纯”研究事业转移开。这和从苏联和东欧来的一波移民浪潮，以及国家实验室的萎缩（不管多么缓慢），是同时发生的。美国国会对支持很多大学的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正发出威胁性的噪音，但这些还没有导致对那些研究的严重损害。许多学生和一些头脑灵光的博士后正逃离研究渠道。也许到世纪末我们会把1980-90年代看成是糟糕的旧时光，而能取得相当有效的物理学成就（的时光）会回来。当前最可怕的危险是正允许摆锤朝另一侧荡开的更远。

　　总结性评述

　　请允许我用对物理学近期的发展和未来趋势的一些评述，大多是更乐观的而非其它，开奖，来结束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