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从洛斯阿拉莫斯扩散到伯克利、芝加哥、普林斯顿、哥伦比亚、斯坦福、加州理工等美国大学；类似地，小物理从贝尔实验室，哈佛和麻省理工开始散布到一组有特色的如康奈尔、伊利诺斯这样的大学；且在海外如英国的大学系统，以及在Harwell[4]，最后在Leyden（以及在欧洲大陆的Philips Eindhoven 和巴黎）和日本都变得非常强，后者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5]。 许多物理系两者兼有，这包括芝加哥和哈佛还有首先该提及的哥伦比亚。但显然的在一些物理系里是某一个群体（大科学或小科学）主导着雇佣和升迁事务，且常常是长达数十年之久，如在（这里强调大科学主导的例子）加州理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哥伦比亚（该校物理系有一些单独的、为小科学的科学家设立的组织机构）、普林斯顿和斯坦福，欧洲大陆特别是意大利和德国一般也是这样；当中国加入科学世界时还包括中国。

　　在美国，整个1950年代美国物理学会试图组织大型的、一般性的会议，囊括进所有类型的物理学，但到1960年代中期，原本是为小科学提供一个论坛的三月会议成长到了可和任何美国物理学会的会议相媲美的规模，而到了1980年代则让所有其它的会议都相形见绌。几乎是作为一种自卫行为，大科学的科学家们在华盛顿召开四月会议，而后又有了单列的“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分会。与此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国际低温物理大会成了多种小科学的巨型集会，其它专业（如磁学、半导体）也发展了各自的巨型会议。一个完全分立的、非常国际化的会议体系成长了，其开端是日内瓦大会，在该会上冷战对立双方首先在当时看起来非常敏感的核物理和粒子物理领域有了公开接触。

　　这两方面的成长具有强烈的对比。大科学的实验工程变得日益大型和更加依赖合作，最终在某些情形下单一实验就确实涉及数千个科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真正独立的角色。另一方面，这一领域的理论工作变得越来越是猜测性的、鲜有人懂而且抽象，只有一少部分理论家同实验有细节上的互动。当前的一些著名理论家如威顿、彭罗斯、霍金和施瓦茨则回避将对实验事实的预言和解释作为理论物理的主要目标。

　　大科学同深层的、近宗教的人类冲动（指的是想知道生命和宇宙的最终起源以及构成我们的最终原料）之间的明显关联，除了提供了对公众腰包至少一定程度上的接近以外，还特别为理论研究保证了急切的年轻成员的无限量供应。这些新成员，其数量即使是在“好”日子里也远超过了能提供的研究位置数，反过来主导了小院校和第三世界大学的物理系，而这又有助于维持持久的供用。

　　小科学的饱和：权利的结束

　　从另一方面来说，小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得以飞速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业界和政府都体认到其产出具有经济价值。其结果是资助的规模大到足以吸收几乎所有的新生力量。战后前三十年无疑地是这样，我们很少需要重复罗列这些年产出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材料和器件。但在（小）物理学这一半，也随处可见前途麻烦的提示。

　　这类科学既能产生实用的、有益的器件与方法，也能产生智慧层面上激动人心的科学知识，自然是令人受益无穷的。但此一事实也会导致认识上的混乱。 科学家自然而然的倾向是更显智力型的工作，此倾向因为纯粹的研究者有更高的显示度、更有名望、更灵活（他们是在公开的文献上发表成果的），且经常比应用领域的工作者当然也就比监督实际制造的产业工程师有更高的报酬，而强化了。在科学团体和国家实验室，甚至在一些大企业里，一直似乎是名义上其职责是做器件研发、制造设计甚至市场销售的大多数部门在和同一组织里的纯粹研究部门，或同大学里的物理系和工程科学系，在展开竞争。来自大学“纯”研究氛围的新科博士会发现继续其论文的主线和“研究”模式是自然的、轻松的且至少财政上是安全的。还是在美国，社会生态鼓励他感觉这是一种（鼓励同样来自一些科学管理者的不恰当的宣传）荣誉。此种社会生态在苏联、东方集团以及西欧的某些地方，程度不同地，也是同样普遍的，认识到这一点是有趣且重要的。在苏联和东德，政府资助的大型研究所成长起来，它们（类似我们能源部的实验室）将小科学同军事和大空间任务相结合。这些研究所里的任职相较一般机构有很大的对个人的优势。至少是在德国，合并时会发现这些研究所相对于任何一个合理的任务需求要超员（保守估计）3-10倍。类似情形在苏联也存在。崩溃的原因，至少是在德国，不完全是因为军事和空间任务，或者冷战思维，的放弃，而是主要因为对技术之经济和产业方面的严重忽视。欧洲、美国和东方集团在这一点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