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生物学中的一个尚未解决的中心课题是遗传信息如何代代相传。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问题能够在分子层次上得到解决。绝大多数人相信遗传物质是蛋白质，只有个别人提出遗传物质是由 DNA 构成的。

　　1953年，一位25岁的美国博士后沃森到卡文迪许实验室来合作研究肌红蛋白的晶体结构，而长他12岁的克里克则正在做有关蛋白质和多肽 X 射线晶体衍射的博士论文。 两人气味相投、一见如故，都热衷于揭开遗传的分子机制之谜。这本来不是他们的正业，但是在两年时间里，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午饭后的散步时，或是夏日泛舟河上，他们不断地讨论这一话题，这甚至使他们研究组的组长把新分配到的一间办公室给了他们，以免他们滔滔不绝的讨论影响他人的工作。

　　关键的一步是克里克根据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实验取得的DNA衍射模式猜想 DNA 的空间结构，并借用了美国化学家泡林（Linus Pauling）用模型解决a螺旋的思想；而沃森则偶然想到两对碱基特异性配对的性质，不过当他想到这一点后，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所以这里面虽然有运气的成分，但是运气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正是在这基础上他们提出了 DNA 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而克里克意识到其可能的遗传学意义，将他们的结果在权威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这在开始时并不为许多人所理解。1958年当他申请剑桥大学遗传学教授职位时竟然遭到拒绝，理由是他不是一位“恰当的遗传学家”，而正是他的发现把遗传学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关于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和遗传密码的研究故事已经说得很多了，特别是在克里克的自传《狂热的追求》[4] 和他的合作者沃森的名著《双螺旋》[5] 两书中都有了详细而权威的叙述。如果要详细解释这个问题，那么本文的整个篇幅都还不够，因此在本文中索性一笔带过，而把重点放到他对科学的“狂热的追求”和治学之道，尽管发现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揭开遗传密码和奠定分子生物学的基础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贡献（图2和图3）。

图2. 就在克里克和沃森的文章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之前，克里克写信给他当时12岁的儿子，告诉他：“吉姆?沃森和我很可能做出了一项最重要的发现。” 现在这封信的拍卖价在100～200万美元

图3. 剑桥大学圣卡尤斯学院餐厅的一扇窗上的彩色玻璃，表示DNA的双螺旋结构和对克里克迟到的追认和纪念

　　再攀险峰

　　就在他和沃森一起提出 DNA 的双螺旋结构，破解遗传密码，奠定分子生物学的基础之后，1966年他就意识到分子生物学的轮廓已被清晰地勾画了出来，进一步研究已经有了可靠的基础，而以后的工作主要是填补许多细节。所以到1976年他觉得是转向下一个自然之谜——意识研究的时候了，这时他已年逾花甲，因此他对自己说：“要么现在就干，要么就永远也干不成了。”[4] 在功成名就又年逾花甲之际，放弃自己已经驾轻就熟，成为领袖群雄，红遍世界的领域，而另走当时还被自然科学家视为禁区的意识研究这样一条荆棘丛生、前途未卜的未知之路，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略！沃森不愧为他的至交，一语道出了这位大师的崇高思想境界：“弗朗西斯（克里克的名字)……从来也不追名逐利，他唯一有兴趣的就是去解决问题。”所以后来克里克婉拒英国女王授予他的爵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克里克晚年在意识研究上的长期合作者科赫（Christof Koch，图4）回忆说，就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他们开始研究意识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科学家会说：“至于说到意识，我们还是把它留给宗教界人士吧，或者留给哲学家或是新世界教派的邪教，科学家对此无能为力。”[6] 克里克和科赫觉得这样的看法是愚蠢的，因为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是有意识的，如果不去研究，那实际上就是永远忽视了自然界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们确信意识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进行研究。

图4， 克里克和科赫，两人年龄相差了40岁，atv，合作了近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