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克里克（1916~2004）

　　克里克和沃森的英名将如爱因斯坦和普朗克一样与世长存。[1]

——波吉奥

　　现在已经很少人被人称为“天才”了，但是没有什么人会否认克里克是个天才。绝大多数科学史家都会同意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2]

——拉马钱德兰

　　撰文

　　顾凡及（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

　　旅居美国的英国分子生物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被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坎德尔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是可以与伽利略、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比肩的科学巨匠。这是因为在三大科学之谜——宇宙产生之谜、生命之谜和意识之谜中，他在两大科学之谜的探索中做出了重大贡献。1953年他与美国分子生物学家沃森（James Watson）和英国生物学家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共同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并于1966年破译了遗传密码，从而揭开了生命与非生命的本质区别，他和沃森分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他功成名就以后，他又在20世纪70年代毅然离开了他开辟成熟、如日中天的分子生物学的坦途，吹响了用自然科学手段研究意识的号角，披荆斩棘踏上了一条被当时绝大多数科学家视为畏途的意识研究的吉凶未卜之路，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略！到了今天，虽然意识之谜依然未被揭开，但是已被科学界普遍认为是21世纪科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坎德尔指出：“心智的生物学研究在21世纪所处的地位，就相当于基因研究在20世纪中所处的地位，这已成为当前科学界的共识。”正是克里克在20世纪中叶解决了基因的物质基础，并使遗传学成为20世纪下半个世纪生物科学的领跑者，而又是他在20世纪下半叶开启了科学研究心智之路，使之成为新世纪生物科学研究的中心议题。

　　大器晚成

　　1916年6月8日，克里克出生于英国中部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一个勤于思考的孩子，但是还没有到“神童”的境界。父母给他买的一套儿童百科全书是他所受到的科学启蒙教育，他对此爱不释手，并决心长大后要当一名科学家。对科学的爱好使他在12岁左右就不愿意再和家人一起到教堂做礼拜了，因为当他学到了地球年龄和化石知识以后，他就再也不能相信《圣经》里所讲的创世记了，而如果《圣经》中有一部分是明显荒谬的话，他觉得其他部分也就不可信了。这使他成为一位无神论者。他的这一立场非常坚定，以至于拉马钱德兰在设想发明一种测量宗教信仰虔诚度的仪器时，曾开玩笑说要把克里克作为零点来定标[3]。尽管他一直是一位好学生，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惊人之举。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的高压下水黏度的研究工作，德军的轰炸把他的整个设备化为灰烬。他转而去从事磁性和声学水雷的设计工作。战争结束后，他有点迷茫，不想再搞武器设计，而研究水黏度对他来说，既没有吸引力也不再有设备。他的兴趣是做基础研究，但是问题是研究什么。由于在此之前，他并没有什么专长，这反而成了一个有利条件，使得他可以转向任何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他回忆自己最喜欢和人谈论的论题，一个是生命和非生命的差别，再有一个就是脑功能的机制——他把这称之为判断一个人爱好的“闲聊测试”。这必定就是自己的兴趣所在，然后就该两者择一。根据当时的条件，他觉得自己从事前一项研究更容易入手，于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研究中去。

　　一鸣惊人

　　1949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克拉克到英国物理学的圣地卡文迪许物理学实验室成为一名研究生，学习通过X射线晶体衍射研究蛋白质的三维结构。由于他以前一直是学物理学的，对生物学所知甚少，因此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学习生物学知识，而更重要的是学会理解生物学家的思想习惯和思考方式。克里克后来回忆说，这种转变“几乎就好像是要求人必得重生一次”。这对任何一个想从事和生物学有关的交叉领域研究的人都是必要的。但是他的物理背景教会了他有信心攻坚克难，物理学已经树立起了取得巨大进步的榜样，这使得他比当时典型的生物学家更有勇气面对挑战。他的物理背景也让他得以把想象力和逻辑结合起来，很快地成了解读衍射模式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