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冒险是不惜一切做一件事。和纳粹抗争的人、起身对抗国家的俄国人——他们才是勇敢的人，他们做出的才是真正的成就。成为一名艺术家也是成就，但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件成就。我不是在贬低艺术。艺术有价值，但不能过分标榜艺术。艺术有价值，但不比做好老师、好医生更有价值。

　　艳光四射的是创造力。位于电影行业下游的从业者常说，我想做制片人，但得是有创造力的制片人。还有个女同学曾说，哦是的，我要嫁给那个人，他只是个管道工，但他很有创造力。创造力对一个人非常重要。没有创造力，就是平庸之辈。

　　写作的时候，您对读者做什么样的设想？厄普代克说，他将读者设想成中西部小镇的孩子，某日在公共图书馆的架子上发现他的作品。

　　我一直都觉得，将目标定得尽可能的高，倒不是为了每个人都看见，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会尽全力。我希望，一部作品出来，上游读者群——科学家、哲学家——能够读下去，且读完之后不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我不希望他们说，天啊，你写的是什么啊！如果我在里面看见蓝博，我会说，天啊，上帝，然后呆上一会儿出来。我不在意读者多还是少。越多越好，但我不会为了招揽读者改变自己的想法。 电影可不是容易做的艺术；电影牵涉的人很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在有些地方，比如瑞典，国家会拨款支持你做电影。但在美国，没有一件事不费钱。这可不是画画、写文章。一部电影动辄百万美金，你不可能不需要大量观众，因此会有挣扎。我是幸运的——一直都很自由。我在电影业过着梦一般的日子——当然不是一开头就这样。我很自由，各个方面都自由。我做事的时候，别问我为什么。如果我决定明天做一步讲述十六世纪宗教的黑白片，我就能做。就算我说“我要做一部讲单孢体的片子”，他们也会说“好的，需要多少钱我们出。”但我要是说“我要做个大制作的通俗喜剧”，他们会愿意出更多的钱。

　　写剧本的时候，要是笑点突然蹦出来，您还是会乐于抓住它的，是吗？

　　是的，出现那种情况还是不错的。要知道，电影里常常发生意外，不一定是好的意外。某个你觉得有趣的笑话、场景，拍出来不一定有趣，这都是意外。

　　也可能丢到一边。偶尔也会出现好的意外，你从不觉得有趣的东西，拍出来竟然有趣，观众爆笑。

　　能举个例子吗？

　　多年前，拍《香蕉》的时候，我来到独裁者的房子里——我是被青睐参加晚宴的，那是拉美的一个乡村。我带了一盒蛋糕，是店里卖的那种蛋糕胚，我没多想什么，但一放到这观众就爆笑。他们笑的是，我演的那个角色竟然傻到带蛋糕胚去赴国宴。在我的剧本里，笑料原本是独裁者。 似乎艺术家一旦成名，批评家、追随者就会期望他们始终做同样的事，不希望他们在自己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所以说，不要拿别人怎么写你当回事。我从没写过、做过什么违背心愿的东西。你必须忘掉别人说的“事业转型”。就做自己想要的事，为自己定义的创造性生命做事。没人愿意看，也无所谓。否则，你做的只是讨好别人。拍《宇宙星尘》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要投入大量广告宣传。但我一秒钟也未为此停顿。我没想过，因为别人会不快，所以不做了。宁可死，也别停止做自己想做的事。看看斯特林堡——这是又一位我喜爱的人物——看看他对一些事的反应，非常粗暴。拍完《安妮霍尔》，不少人建议我拍续集。一百万年以后我也不会干的。我计划做《我心深处》，就去做了。除了这条路，没别的路可走。

　　我的秘诀是，永不试图取悦大多数，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然后期待作品本身是好的，人们会来观看的。我喜爱的艺术家大多没有很宽的受众。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就算是电影这样普罗的艺术形式，在美国，也没多少人看过《偷自行车的人》、《大幻影》、《假面》。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看过这一类电影。大多数年轻人看当今流行的片子，片子源源不绝，没有人再注意布努埃尔或伯格曼。他们意识不到这种艺术形式的最高成就。适当的场合，隔很久，时机、地点、机缘共同作用，才会出现杰出的人与作品。卓柏林出现在对的时候。如果他出现在今天，麻烦就大了。

　　您觉不觉得，随着严肃作家逐渐成熟，他们会承袭、拓展业已形成的主题？

　　人人都有着迷的东西。伯格曼的电影里，你会看到一些东西反复出现，但呈现的方式总是新鲜的。

　　您自己的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