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从第一页写起，这是我长年以来的习惯。我无法设想，先写第三章、再写第一章，或者把第二章某一节抽出来先写。后面的事情——人物互动、情节发展——都依赖于前面章节的安排。我无法设想不按顺序来。我超爱古典舞台剧的叙事模式。我喜欢小说也采用这种模式。故事不清晰的小说我没兴趣。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书，别的且不说，坐下来翻几页，就是一种享受。 就舞台剧来说，幕布卷起、人物出现在垃圾桶里，创意我很佩服，但风格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我看过贝克特的戏，还有许多不如他的先锋舞台剧家的戏，这些当代舞台剧写得聪明、深刻，但我就是不喜欢。契科夫、奥尼尔的作品——男人、女人是有血有肉的、冲突是古典的——我喜欢这些。讲这些已经很落伍了。但他们说舞台剧最基本的东西是“语言”——巧言美韵——我真的不能苟同。

　　我希望人们说出来的话是平实的，偶尔带些诗意也行。看《销售员之死》、《欲望号街车》，你感兴趣的一定人物、你想知道后面发生什么。在给林肯中心（纽约市最大的表演艺术中心）写《悬浮灯泡》时，我决定写简单环境中的普通人，刻意不做铺展。 但奇怪的是，拍电影的时候，那种决心就不甚强烈。电影里的时间扭曲和抽象呈现，适应起来容易些。 很多作家表示，新作品的起头很难，很难找到真正想做的东西。也许他们只是将想法撇到一边，而我是顺着想法做下去。我假想一个想法在街上走着，我立马把它标记下来。我思考着把它做成个什么东西。我从没遇到卡壳。我是说，能力范围之内没遇到过卡壳。但私下里，也有过缺钱的尴尬。假设我有五个想法，每个都特别想做。痛苦思索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到底谁先谁后。有时候我甚至希望别人替我拿主意。如果这时候有人说，先做三号想法，就照他说的来。我从没出现枯竭的情况。 人们总是问我，有没有想过某一天醒来，不再幽默了？没想过。对我来说，这种设想太奇怪了，不现实。幽默与我永不分离，是一体的。

　　我最享受一项工作结束、酝酿下一项工作的时候。那一刻现实尚未插足。心中的想法如此美妙，你想着它，完美的时刻——孕育在心里。接下来，等到你开始实施想法，就没你想的那么好了。制作的过程中，问题出现，现实介入。一如我前面说到的，最能将脑子里的东西变成现实的是写文章。我写过、发表出来的大多数文章都比较满意地实现了写作的初始意念。 舞台剧和电影，都不曾让我感觉想法实现了，连接近都不曾有。我经常觉得自己本来的点子好到亮瞎了眼，错出在哪一步呢？第一天就错了。每件事是妥协。比如，你请不到马龙·白兰度，只能请次一级的。你心里想的拍摄场景，片场给不了。在打字机跟前写剧本的时候，人总是志存高远、瑰丽梦想、大声喝彩、信心满满、浑身是胆；然后呢，开始拍了以后，诸事不顺，剧本改了一遍又一遍，NG 一次又一次，到最后就是为了混口饭。混口饭吃就很不错了。志存高远不见了，为了艺术绝不妥协的决意幻化成泡影，你撑下去只是为了不被骂的太惨。我的大多数作品——也可以说全部作品——要是能按我设想的样子拍，肯定比现在拍的好。好在，观众并不知道它们在我脑子里原本有多好，j2直播，让我侥幸逃脱了罪责。

　　您平时是怎么写作的？您用什么写？

　　标准拍纸簿、宾馆便签本，抓起什么是什么，没有忌讳。我在酒店房间里写、在家里写，有人的时候写，火柴盒上也能写。怎么都能写。有时候我端坐打字机前，一气呵成写到最后一行。《纽约客》的文章，有些四十分钟搞定。有些东西，苦苦思索好几周才落笔。很随机。拿两部电影为例吧。《仲夏夜性喜剧》算不得很成功，我写得很快，六天写完——每个因素都完美无缺。但反响并不怎么好。《安妮霍尔》改来改去，没完没了。剪辑室地板上的胶片跟最后放出来的差不多一样多——我重拍了五回——大获成功。总体而言，有些东西做得轻松、反响也很好，有些东西做得很难，观众却不喜欢。这之间似乎找不到必然联系。但有一点，会者不难，绝没有人们想的那么难如登天。 十六岁我打了第一份工，给纽约的一家广告公司写段子。每天放学都去那上班。他们将我写的段子提供给客户、登在报纸专栏里。我乘地铁来回——非常挤。一只手拉着吊环，另一只手拿出铅笔，下车前就写出四五十个段子。每天五十个段子，写了好几年。人们会说，难以置信啊，能每天在地铁上写五十个段子。相信我，那没什么。但每当我看到作曲家谱写乐曲，也会诧异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在能力范围之内写东西，我觉得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