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判断，政府的反周期措施，总体上还是应该肯定的。不能说需求管理是完全错误的，不应该把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对立起来。许多经济学家的判断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存在3个最重要的判断错误：第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解决了产能过剩，经济就好了；第二，中国经济的效率在下降，投资效率下降最快；第三，供给侧改革和结构调整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唯一选择。

　　我们先看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原因还是结果？任何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说，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之所以发生产能过剩，是因为国际和国内需求下降。危机发生之前，全球化势头高涨，世界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非常高，我国积累产能也是正常的事情。

　　现在，因为需求下来了，压产能是对的，但是不能把所有希望放在压产能上。压了产能，经济就增长了吗？不可能，压产能就等于是在消灭GDP的源头，怎么可能保增长呢？有人说，把产能压下去，价格就上来了，可以解决通缩问题。

　　首先，这个效果有多大？其次，如果需求不增加，增长还是无望的。必须记住的是，限制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短板是需求，而不是供给。产能要去，但应该把这种事情交给市场去做。真正应该压产能的，是亏损得一塌糊涂的国营钢厂。

　　但因为压起来有难度，民营钢厂反倒成了目标，就像当年整治铁本一样。好在现在政府出了一个僵尸企业名单，照着名单去压国有企业。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压产能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

　　再看经济效率问题。按照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中国的经济效率是在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率扣除了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后的残差。必须注意的是，它是顺周期的。在经济景气时期，设备和员工超额利用，残差自然大，从而得到很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下降期，设备大量闲置，员工放假，残差自然变小，从而得到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不是经济下行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现在，资本回报率在下降。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最高峰时是15%，现在能达到6%就挺不错了。但这是一个自然过程，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是趋于下降的。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前，资本回报率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外的需求很多。

　　中国的出口额在2008年是2001年的5倍，可谓疯狂的增长。那几年的出口增长贡献了3-4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现在一下子都没有了，当然资本的回报率就下滑了。另外，那时劳动力大量从农业转移出来，而现在却大不如前了，这也会导致资本回报率的下降。

　　必须注意的是，在投资中，基础设施的投资非常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怎么计算？我觉得经济学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周期很长，不可能马上见效。而且，不能只看经济回报，还要看社会回报。基础设施是一种消费项目，是在提高老百姓的福利，这样的投资，不能只算经济账。比如高铁，你可以认为是大大提高了老百姓的福利。别的国家是发钱提高老百姓的福利，中国是搞基础设施。这么一想，心情马上舒畅了。

　　最后，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改什么？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5大任务，“三去一补一减”，重点是在“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是供给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的短期措施。供给侧改革的长期任务是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最重要的是把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改革都改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还想强调，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是不矛盾的。很多人把供给侧改革、结构调整和需求管理完全对立起来，好像搞了供给侧改革就万事大吉，不要需求管理了。很多人认为，搞投资就是搞凯恩斯主义。但是，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资本积累赶超高收入国家。在一个经济没有达到稳态增长的时候，投资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需求管理是凯恩斯主义的措施。什么时候该搞需求管理呢？当真实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就应该搞需求管理，因为此时意味着需求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到底有多高？根据王建的计算，2014年的中国GDP实际增长率在4%—5%之间。我对2014年GDP增长率的计算结果也差不多，去年可能还是差不多，今年估计也在这个区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