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市场相比，政府在产业及其技术的精确遴选上是缺乏知识和敏感度的。很多产业的发展，政府在其中较难做到先知先觉，很多时候是后知后觉，甚至是不知不觉。改革开放以来，如没有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怎么能大发展，经济、政治及社会怎么可能这么稳定，怎么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呢?显然，改革开放以前的实践已表明，计划经济条件下完全靠国有企业并没有很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恰恰是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才使得人民的需求得到极大满足。

　　并且,创新驱动发展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不是靠有为政府、靠国企，而是靠市场、靠民企。所谓创新，首先就意味着打破循规蹈矩，这就必然蕴含高风险，尤其高科技创新更具有高风险特征，创投成功的比例非常低，不到5％，但一旦成功，就会有相当可观的盈利回报，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金前赴后继地往里投。但对国企而言，由于先天缺乏承担风险的激励机制，是不可能去冒这样的高风险。而对于民营经济，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是最敢于冒风险的，从而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

　　因此，从各国来看，企业创新（非基础性科学研究）的主体都是民营企业。国内公认最具有创新性的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企业，也都是民企。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是不让民营经济进入金融行业倒逼的结果，是死地而后生导致的结果。

　　当然，并不是说完全不要产业政策，完全不要国有企业，但产业政策要慎用，要有一个度。国企存在的必要性主要是基于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基于效率的角度，从而也必定有一个度，比重不能过高。所以，无论产业政策还是国有企业，都不能过度强调它的作用。一个没有效率，经济不能有大的发展的社会是不可能长久稳定的。简而言之，有限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中国离有限政府的定位还很远，因而需要通过市场化制度改革取向来建立有限政府和现代市场制度，以此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解决中长期的发展和治理问题，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长治久安。

　　六

　　政策制定需要放置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框架下通盘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政府扭转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缺位，同时扭转在经济活动中的越位和错位，逐步逼近一个增进市场的有限政府，以此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效率及公平之间的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问题。

　　过去近4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治理没有相应跟上，也出现许多严重问题，如经济粗放发展、贪腐猖獗、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平正义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角色越位、错位和缺位并存，未能将政府职能放到一个综合治理的框架下通盘考虑，政策制定科学化水平有待提升。

　　如同印度总理首席经济顾问、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在《政策制定的艺术》中所说，政策制定是一门需要兼顾市场反应、政治决策、社会规范和国际权衡的艺术。抛开国际权衡的因素不谈，与制度改革一样，政策制定也需要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合理划分各自的治理边界。市场是会失灵，需要政府在公共品、信息非对称、垄断和外部性等地方发挥作用。

　　但是，开奖，这个作用不是完全替代和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应该是一种部分替代或补充，如一些公共产品的具体生产还是可以通过市场合约交由私人部门来完成，政府最重要的还是建立规则和维护规则。

　　如果将人口再生产也视作一个家庭单位的经济活动的话，中国的人口政策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直接经济干预，计划经济的思维成分十分浓厚。有人曾对过去30年主流媒体的人口与养老政策宣传做过比对，发现政策的极度不稳定性。1985年提倡的是“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成为“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但到了2005年又成为了“养老不能靠政府”，而2012年的口号却是政府基本不管：“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显然，由于政策缺乏前瞻性、科学性，中国人口结构和养老体系当前正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也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制约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政策制定不能只看局部要看全局，不能只看当下要看长远，要有一般均衡和综合治理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