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计划经济在各国实践的相继失败表明，兰格等经济学家的那套东西是行不通的，而米塞斯、哈耶克所揭示的集中计划经济核算的不可行性得到了证明。即使在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云计算和大数据方兴未艾的今天，米塞斯和哈耶克所说的信息收集和信息计算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个体通常逐利（从而弄不好会导致很大的激励扭曲问题）是政府在制定制度或政策时必须要考虑的两个最大的客观现实，从而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往往导致资源的无效率配置，从而需要采用信息分散化，所需信息最少的市场机制在资源的配置和经济活动中发挥基础和决定性的作用，而这又靠不断接近和逼近有限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才能实现。

　　有为政府除了没有边界或难以界定适应边界之外(比如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的行为都可以称之有为，因为计划往往都是出于好心的)，更多的是着眼短期，强调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用政策手段尤其是产业政策手段来解决短期发展问题，但是却遗留很多隐患，很可能会由于信息和激励的问题，尽管动机不坏，但其结果往往可能会出现好心办了不正确的事情，使之难以导致好的或有效市场经济。

　　而有限政府则是形成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如果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其与市场的边界将始终处于不清晰、不合理的状态，无法带来有效市场。因此，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有限政府，以此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才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及让政府主要在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

　　所以，整体上，由于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人和市场的规制应该是宜粗不宜细，就是应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空间，而不是靠政府直接干预的政策。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论也告诉我们，在微观层面同样要认识到不完全合约是必然和经常存在的，当合约不完全时，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民营企业在创新驱动中发挥主体作用，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将会更有效率。这为政府向市场、社会的放权和分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从风险控制的角度，也应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魏加宁研究员在一个演讲中讲道，民企的风险由市场和个人承担，但国企的风险却由政府承担。笔者在今年6月的文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关键是建立有效市场和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中有过类似阐述：“如果什么都是由政府和国企兜着，中间没有隔离带和防火墙，一旦经济出事，责任自然就在政府、在国企，从而矛盾立刻就集中在政府身上，这将会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风险。”其中的道理非常清楚明了。这是由于，根据不完全合约理论，政府管得越多，在得到越多的剩余决策权和剩余获取权的同时，也将伴随着更大的剩余风险承担责任。

　　还有，由于政策的内生性，政府基于事先给定的有限信息作出的政策安排，很可能会被事中的理性预期的经济人通过调整预期和改变行为方式而削弱或抵消政策的作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它接近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核心是强调经济自由的根本重要性及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无效性。那么，是不是就完全不要任何产业政策、产业规制了呢？当然也不是这样，现代市场制度不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发展经济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缺一不可。但是，这个约束机制不是靠政府干预，更多应该是靠规则和制度让每个经济决策者对自己的决策后果负责来实现的。

　　四

　　与此同时，建立有限政府也是富民强国的必然要求。基于历史上国内外几千年的强国实践，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也必然要求一个有限政府，即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赋私权；保私权，必限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