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旦非京籍司机被禁止从事网约车业务，王硕将不但没有挣到收入，当初来北京时，向租赁公司缴纳的保证金2万元很可能也会一分都收不回来。他表示对新政不理解，也想不明白，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现在来看，回老家或者转行做黑车，是很多上海、北京、深圳、天津外地网约车司机的选择。有报道就说，在北京通州，网约车大量减少，出租车没有增加，在通州只能靠黑车。”

　　程文：几百万的投资或许打水漂了

　　打算退出网约车的不止司机群体，还有一群隐秘的操盘手。对于个体网约车来说，新政出台后失去的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但对于这些操盘手而言，失去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真金白银。

　　今年7月，38岁的程文拿出500多万元，这是他整个家族所有的流动资金，在加上贷款，上海成立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准备与滴滴、Uber、易到合作，以“以租代购”的方式将车卖给网约车司机。

　　“当时打算主要是针对外地司机，一辆10来万元左右的汽车分三年付清，每个月租金4000元。”程文说，他公司的这批车大都是7万-8万元的轩逸、世嘉、桑塔纳、捷达、凯越等车型。车辆属于汽车租赁公司，驾驶员每个月交“份子钱”，跟出租车相比，三年后车辆归个人。

　　这种方式，过去在滴滴发展过程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也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外地司机获得车辆来源的最重要方式。此前，滴滴平台的快车司机在注册成功后，均会被指派到一家租赁公司旗下。这些租赁公司的车辆来源，少部分是私家车挂靠，大部分是租赁公司购买。

　　“我当时连押金都没交，所以觉得挺合适，交完‘份子钱’之后，一个月也有五六千。”在上海，一位滴滴对公平台司机说，自己一个月交3000多元“份子钱”，平台扣费大大低于兼职车辆，而且三年后还能赚辆车。

　　尽管过去几年来，各地汽车租赁公司已数不数胜，但随着网约车获得合法地位，其市场前景当时看上也大为可观，因此程文才得以说服家人，将家里的所有资金用于汽车租赁创业。

　　只是，程文没想到的是，各地新政细则，出乎意料的要求太高，尤其是对“车”的要求过高，对车型、牌照、车龄有了严格的限制。“按照新政，我们贷款购买的这批车都不符合要求，如果这些车没法成为网约车，我们该怎么办？”他说，而如果另外贷款购买符合要求的车，一是这些车均价都在18万元以上，资金压力太大，二是外地司机不能成为网约车司机了，符合本地户籍、又没有车的司机又能有多少呢？

　　事实上，在北京、上海等地网约车新政出台后，已经有不少挂靠下面的司机来找他了。“也只能对他们说政策还没有最终出台，尽量稳定情绪。”他说。

　　而面对网约车“高端化”，滴滴出行则在10月8日发布声明表示，要求用帕萨特、奥迪A4L等以上的车型提供网约车服务必然提高运营成本，或将抬高网约车费到当地出租车价格的两倍或以上。

　　程文说，他听说现在业内正准备成立网约车联盟，希望能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对于程文来说，这可能是让他几百万投资不打水漂的最后方式了，“我们也希望‘网约车新规’也能听听我们的意见。”

　　高高：我是本地人，但我对网约车司机没兴趣

　　网约车的另一重压力,来自“京人京牌、“沪籍沪牌”。问题是，对于北京、上海、深圳本地人来说，成为网约车司机的吸引力有多大？

　　“这是逼着我另外买一辆车了。”2015年底，作为上海本地人，53岁的老李购买了一辆东风日产轩逸，专职做网约车。“这辆车行驶省油，而且也符合中产档次，但现在如果新政真正实施了，那这车辆就不符合要求了。”

　　“网约车监管其实还是有必要的，本身现在市场就有些混乱，再加上拥堵严重，越来越多外地车涌入，路况就更糟糕了。”对老李来说，他是支持网约车新政的，外地牌照的车被禁止对于本地司机来说是利好行为，“我们现在经常个把小时都接不到单子，就是因为外地车太多。如果没有外地车，那我们的客人就会增多，不然一个晚上接几个单，没什么意思。”

　　不过，即便再去购买一辆中级车，53岁的老李还能干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根据上海市交通委透露的调研数据，驾驶员们普遍反映，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较为艰苦，收入与劳动付出不相匹配。“其实我也不差钱，就是没事干混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