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觉得，死了人不到医院闹就亏了！”王辉直言，他曾遇到这样的案例：家属将死在家里的亲人抬到医院，指责医院此前的治疗不力，要求赔偿，也请来了“医闹”分子。

　　“我们去年共处理医闹129起，尽管对比2015年少了近一半，但平均起来也有两天一起。”王辉说，患者要价太高也常令他感到苦恼。

　　让王辉印象深刻的，是5年前的夏天，有两个重大的案子同时放在他的案头。

　　主人公孙女士是一位30岁的湖北籍产妇，2011年11月在清远市人民医院顺产3天后突然死亡，事件最终发酵成医闹。广东医调委随后介入事件，但因双方各执一词，事情迟迟没有定论。

　　后来，广东医调委为孙女士事件召开评鉴会，专家认为医院存在诊治细节上的不足，但更倾向于患者死于自身疾病——肺栓塞，综合考虑医院大约要承担20%的责任。

　　王辉带着专家意见与孙女士父母沟通，不过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获得患者家属认可。“他们更倾向于60%—90%的责任，或者让医院负全责，赔偿150万元。”不仅如此，家属对王辉提出质疑，为何评鉴会的专家没有公开姓名？他们的判断是否可信？

　　“当时，我们有我们的考虑。若患者对结果不满，专家的安全很可能受到威胁。”王辉这样解释。然而，孙女士父母相当坚持，咬定大错在医院。王辉最终无功而返。

　　头疼的事儿不止一件。在清远事件评鉴会前一天，广东医调委为一起“博士输液后死亡”的医患纠纷组织了评鉴会。该博士因低烧去广州一家医院就医，输液后心跳骤停，后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王辉至今记得，家属突受打击，情绪激动。“他们又受了职业医闹的唆使，差点就要上街‘抗议’。”

　　王辉把人劝了回来，召开了评鉴会。医学和法律专家得出了一致结论：患者死于急性重症心肌炎，医院处理并没违反常规。虽然诊疗过程有瑕疵，但不是致死原因。

　　但家属对此结果不满，认为医院的诊断不准、救治不力，属于“医疗事故”，索赔150多万元，另外还有100万元的“亲属安慰金”。

　　王辉说：“我们存在的意义是解决问题，帮助医学知识匮乏的患者家属维权，可在赔偿上，只要没有达到心理预期，患者家属很难满意。”

　　为了解决清远孙女士案，评鉴会后，王辉又多次跑去清远。

　　“实在没办法了，我跟患者家属说，只要他能找出3个专业医生，签字确认孙女士死亡的全部责任在医院，就按全部责任赔偿。”王辉对南方日报记者说，孙女士的家属还真的去找了几个月，一无所获。

　　评鉴结果出来9个月后，他们最终接受了调解，医院赔偿了19万元。

　　新的秩序

　　说清事实，明确责任，合理赔偿

　　2013年，《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颁布，明确“赔付超过1万元的医疗纠纷不能私了”，越来越多医患纠纷案件走上了调解之路。

　　在王辉看来，广东医调委在过去的6年，为医患纠纷的解决构建了一种新的秩序——说清事实，明确责任，合理赔偿。

　　其中，合理赔偿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环。过去，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患者的赔偿由医院出，双方有了利益冲突就会产生矛盾和不信任。

　　在运作中，广东医调委逐渐意识到完善保险与卫生法制的重要性，探索出一条“保、调、赔、防、管、法”联合应用的路径。

　　其中，最敏感和最难的环节，总和钱有关。

　　“好就好在，广东医调委是保险托底，采取‘调赔结合’的方式。在我们设计的全省统保方案中，首先将医疗纠纷从院内转到院外，实现院外调解，医调委再根据第三方专家评鉴会意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按照或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赔偿标准和计算方法拟定调解方案，力劝纠纷双方让步、接受，调解成功的立即签订调解协议。保险公司依据专家意见书对调解协议中有关医疗纠纷责任、赔偿问题解决方案进行认定，并按医责险和（或）医疗意外险合同赔偿，最终圆满解决纠纷。”

　　王辉还透露，鉴于对“赔”是保障的深刻理解，对于医院无过失的医疗损害，医调委不是仅仅“依法”简单处理，而是从案件实际出发，从医患双方的情况出发，以情以理，或者说服医院基于“病人中心”理念适当补偿，或者劝解患者放弃不合情理的诉求，多数情况下兼而有之，收到了满意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