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后，王辉说起最难忘的一段工作经历，会心一笑。“我处理的第一单医闹，忘不了！”当时，他两鬓不像现在这样斑白，皮肤却是一样黝黑，标志性的激情洋溢，始终未变。王辉是广东和谐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广东医调委”）主任，也是运作将近6年的广东医调委的“元老”。

　　2011年6月13日，广州麓景路7号老干大厦，随着一块红布被掀开，广东医调委正式挂牌成立。作为经省司法厅批准成立的机构，广东医调委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定位，以医疗领域法治社会建设为根本目标，建设和谐医患关系为宗旨，着力打造一体化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力促广东和谐医患关系建设。

　　截至2016年底，广东医调委共成功调解7004件医患纠纷，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医患的信任。6年时光荏苒，他们为医患纠纷的解决艰难摸索道路。

　　第四条路

　　“死因不知道，事实不清楚，疑问没解决，我们不能先谈钱。要去还原事实，求公道”

　　2017年5月3日，广东医调委已搬到了新址——广州环市东路市政中环大厦11楼。这里有办公室、培训教室、调解室、会议室……眼前的所有人都在忙碌。

　　王辉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行，我到时去看看。”“你现在掌握的情况是什么？”……采访不断被打断，他一边对南方日报记者表示歉意，一边感慨着这就是调解员的日常。

　　6年过去，广东医调委的业务越来越繁忙。作为一名资深调解员，王辉早已“久经沙场”，却始终忘不了他处理的第一单医闹。

　　2011年7月1日下午，王辉“单枪匹马”，挤进了人群，什么都没来得及多想……

　　当天中午，他接到消息，称广州一家三甲医院发生了一起轰动的医闹案件。80多名患者家属和医闹分子正与200多名公安在医院门口对峙。局面持续了两天，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紧张气氛不断升级。

　　“当时我们挂牌成立不到一个月，了解我们的人不多。打电话来的是省里卫生行政部门的一位负责人。他说：‘这有个严重的事儿，你们医调委不是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吗？去不去？’我马上回答‘去’！”

　　王辉说，当时心里没底，因为刚成立没多久的医调委还没有处理医闹的经验。他派了两位调解员到现场了解情况，他在后方，一边处理手头的紧急工作，一边跟踪一线情况。

　　现场的消息不断传来，直到下午4时，情况仍没得到缓解。完成了后方的工作，他自己也来到医院。

　　王辉到场后做了两件事——请现场的公安、医院工作人员暂时退场；向医院借了一个会议室，容下了他和30多个患方的人，还有50人等在外头。“其中，当然有他们请来的医闹分子。”王辉很清楚，刚刚的哭天抢地是一场半真半假的戏。

　　他关上了房门，对患方说了一句“我是来帮你们的”，然后开始自我介绍，听取对方的意见。

　　持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患方“话事人”向王辉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他的妻子在医院做输卵管疏通手术。这本是常规得不能再常规的手术。可女人死在了手术台上。男人情绪有些失控，痛骂医院。

　　为了能把谈话进行下去，王辉不得不附和一下。来自陌生人的同理心，在一来二去的共同宣泄中，慢慢打开了男主人的“心门”。

　　“他情绪慢慢地稳定下来。我说，你们在医院闹了两天都没有结果，不如我们换一种方法。”王辉问他想要什么。

　　男人告诉他，要60万的赔偿。

　　“我又问，都两天了，你觉得今天能不能实现。他想了想，摇了摇头。”王辉开始劝说：“死因不知道，事实不清楚，开奖，疑问没解决，我们不能先谈钱。要去还原事实，求公道。”2小时交流，他的话被听进去了。

　　傍晚，房门开了。患者家属同意接受调解。他们也倦怠不堪，买了盒饭，打点了肚子，很快散去。

　　当年7月4日，患者家属到广东医调委写调解申请书。

　　7月10日，专家论证会召开，认定医院承担主要责任，应赔偿约35万。

　　7月15日，医患双方签署协议，医院赔偿35万元。

　　事情迎刃而解。广东医调委能解决问题的名声也传开了。

　　过去，要解决医疗纠纷一般有三条路：一是双方自行协商，但由于医患缺乏信任，很容易激化矛盾；二是卫生行政机关调解，但患者又容易认为是“医医相护”；三是司法诉讼，但诉讼成本很高、周期很长。

　　“三条路都不好走。患者及家属常常对医疗纠纷有‘不闹不赔、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误解，于是职业医闹便有了兴风作浪的机会。”王辉说，广东医调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省司法厅批准挂牌成立，通过搭建专业的第三方调解平台，为医患双方提供公平、公正、中立的调解服务，为解决医患纠纷，探索这第四条路。

　　谁来说事实？

　　建立医学、法律专家库，承担对医患纠纷案件进行定性、定责的任务

　　医调委独立于医院、独立于患者的“第三方”身份是解开“医患结”的关键。然而，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事实该由谁来界定才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