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医学、法律专家库，承担对医患纠纷案件进行定性、定责的任务。赔不赔，赔多少，不是患者说了算，不是医院说了算，也不是医调委说了算，更不是由保险公司说了算，而是由第三方法律、医疗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家评鉴会来评定。评鉴会前，他们的身份都要保密，医患都没有‘做工作’的空间。”王辉说，评鉴专家是应邀以个人名义参与争议医疗行为评鉴的资深医生、法官、律师，以及社会相关的监督人员等，涵盖了多个专业，权威性和可选择性有了充分保障。

　　评鉴会上，医患双方有机会充分陈述，参会专家可提问各种相关问题，然后对诊疗、护理和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失以及医患纠纷发生的前因后果进行深入剖析，最后给出专业的评审意见。调解员以此为据，开展调解，通过沟通、协商、疏导，力促达成调解协议。

　　前几天，广东医调委就开了一场评鉴会。

　　4月底的一天，9岁患儿陈明（化名）的家属和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代表，在广东医调委会议室长桌前相对而坐。桌子的另一头，有4名医学专家和2名法学专家。

　　下午2时30分，评鉴会开始。书记员首先对会议纪律进行了说明。医患双方自我介绍后，各自得到15分钟时间对情况进行简单陈述。

　　“去年5月，我儿子因为咳嗽去到医院看病。现在却成了‘植物人’！”孩子的父亲认为，医院误诊误治，伪造病历。

　　医院则陈述了诊疗过程，坚称符合规范。只是，患儿病情复杂，植物人是患者自身疾病发展的结果。

　　陈述结束后，院方被请出会议室。患者家属与专家一对一交流。

　　“你儿子‘昏迷’时有没有露出痛苦的表情？”“17日他还能站起来吗？”“你说医院伪造病历，是什么地方伪造了？”……专家与家属就十多个问题进行沟通。

　　随后，医院代表进入会议室，单独与专家进行交流。“‘病历’是医疗保险参保人住院知情同意书，不属于病例资料范畴。”针对患方提出的病历伪造等问题，院方代表一一作答。

　　下午4时，医患双方都被请出了会议室。专家就案件进行分析讨论。王辉留在会议室外，向医患双方解释：“专家会判断患者的现状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有没有因果关系，如果有，占多大比例。”

　　在近一个小时的讨论后，专家们表达了相对一致的意见：医院未能及时诊断出神经系统疾病，对病情估计不足，但总体处理到位，应负20%—40%的次要责任。

　　数家广州媒体的记者被请来作为“陪审团”，观摩了全程。

　　“像这样涉及儿童的复杂、棘手案件，考虑到社会影响，为更进一步确保公平、公正、公开，我们在召开评鉴会的同时，还会请记者来监督，成为我们的‘第四只眼’。”王辉说，通过评鉴会的方式，广东医调委解决了很多“久治不愈”的纠纷。

　　比如2011年佛山南海区“活婴当死婴处置”事件也是由广东医调委调解的。

　　刚开始，家属索赔180万元。在王辉看来，当时孩子的身体已没问题，“这绝对是天价”。广东医调委介入后，不断和患者家属沟通并召开评鉴会。最终，家属回归了理智，接受了7万元的赔偿。

　　烦心的事

　　仍有患者家属希望获得不当得益，怕他们要价太高

　　如今，王辉是广东医调委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他提供了一组新数据：截止到2016年底，广东医调委共接报医患纠纷案件9296件；受理并调解结案8166件，其中调解成功7004件、调解成功率85.77%，累计为患方争取合法赔偿或者补偿金额约3.074亿元。调解员和专家成员的数量也不断上升，目前广东医调委已拥有专职人民调解人员近200名，医学、法律专家库成员2000多名。

　　对这位“元老”，同事们都觉得他是“永动机”，充满激情。但他直言，“难”的时候很多。让他最烦心的，莫过于仍有患者家属希望获得不当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