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复习很累，夏天的一天，我们家差点失火，因为我复习到半夜，困得睡着了，盖个小毛巾被，那时候就是点蚊香，半夜我呛醒了，毛巾被烧焦了一大块。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工厂对我提出特殊表扬，因为其他工厂里上大学的有好几个，其他的都是请了假，专门复习，只有我一天假都没请。

　　当时我就决定考文科，凭着我从小喜欢读书，有底子，我知道我考文科肯定能考上，考个什么大学我不知道，好大学、差大学我没有把握，但我知道我肯定能考得上，所以我就报文科。

　　大学时的雷颐。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报个理工科，他知道我理科基础不行，他说，那你先报一个文科吧，开奖，他觉得我刚刚复员回来未见得能够考上。

　　高考分数出来，我考了355分。政治98分，满分100分，其实我政治都没怎么复习，我平时喜欢读哲学书籍，对政治特别感兴趣。

　　当时是先考试后报志愿，填志愿时，我父亲就劝我，你能不能今年不上大学，如果你一年的时间好好从头学数理化，我觉得你能考上一个理工大学。

　　当时绝大多数人都那么想，还是希望学数理化，觉得文科就不是什么学问。

　　再说，我父亲本身就是学理工的，他接受的就是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又觉得这是门可以傍身的技术，他们崇拜技术。

　　我已经知道我的兴趣不在那上面了。这么多年，从知青、到部队，到工人，没有间断地就是读小说和哲学类的书，就是在选择文学还是哲学上犹豫不定，两个我都特别有兴趣，但是最后还是想当作家的兴趣浓厚一点。就报了考古专业，想在外面跑，可以有写小说的素材。如果学理工科，我会报地质专业的。

　　但当时考古专业分数高，我差了几分，我就被分到了吉林大学历史系，文学梦未能如愿，却添了我在历史学上的兴趣。

　　大学里我拼命的就是读书。

　　大学里图书馆是完全开放的，就不用说新书，就文革前的那些书，许多是早就听过但一直读不到的，更多的是从没听说过的，所以我在大学里，尤其是在大学四年级以前，我早上基本没有五点半以后起床的，五点半之前一起床就到图书馆，而图书馆一般都是五点半到六点才开门，尤其像冬天的时候，长春下着雪，经常就我一个人在那个门口等着，这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背英语单词，他一开门我就进去，到快七点半，匆匆跑回宿舍，洗漱叠被，吃早饭，吃完早饭又上课。

　　当时我可以说是很好的学生，也可以说是很不好的学生。学习很少像我这么用功的，但是我经常旷课，自己到图书馆找自己愿意学的书，拼命地抄，那时候也没复印机，也没电脑，就是手抄。因为好多东西从前只是听说过，这个也想抄，那个也想抄。抄了很多，做笔记，摘抄。比如当时萨特很热，我也差不多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全文抄录。

　　当时在大学用功最多的，花时间最多的是英语，我对英语特别感兴趣，把26个字母刚学完了，老师让我起来背一遍，老师说，“你只背了25个字母”，你丢了一个，你再背一遍，我再背一遍，老师说，“你还是丢了一个，丢的还是那一个字母，只背了25个”，我想不起来我丢了哪个，老师说“你丢了那个i”，这个我印象很深。

　　雷颐大学期间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新京报记者侯少卿 摄

　　我们班同学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同学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当过知青，当过工人，有几位是工厂的党委宣传部的，干事，甚至还有厂副部副部长呢。有的是村公社副书记，每人都有自己的一番经历，对事情有自己的见解，很强烈的很明确的很成熟的自己的见解。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校园还被很多其他单位占着，宿舍很紧张，我们一个宿舍住了14个人，上下铺。

　　在我们上大学之后，老师们觉得我们这一批是他们教过的，尤其是文科的最优秀的，因为我们有社会经验，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像学经济的，就和农村的东西结合起来。我对老师说，从前有句话叫“千顷地一棵苗”，我们就属于千顷地中的那一棵苗，是以我们同代大量人的牺牲为代价的。